在井岡山星羅棋布的革命遺址參觀，墻上一張張肖像照下是簡單的生平介紹，看得越多，心愈發一揪一揪地疼：他們生卒的“卒”，大多是1928、1929、1930、1931……這些在20多歲、30出頭就犧牲的烈士，永遠凝固在一張張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有些人，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他們是一群有著濃重悲劇意味的英雄：他們播種，卻不問收獲。他們為了勝利而奮斗，卻沒有等到勝利的時候。他們在無盡的黑暗中高舉火把，卻在日出東方的前夕，永遠閉上了雙眼。

死亡，始終是人類的終極恐懼。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常說“好死不如賴活”，“螻蟻尚且貪生，為人何不惜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80多年前，聚集在井岡山的這群年輕人，是什么讓他們不畏懼死亡？又是什么，讓他們的生命價值，超越了死亡？

一

1930年5月，井岡山莽莽蒼蒼的山林中，紅軍著名將領張子清溘然長逝，年僅28歲。

古希臘悲劇中，有一個“阿喀琉斯之踵”的故事：無敵的英雄阿喀琉斯，渾身唯一一處“死穴”是他的腳跟，結果被帕里斯一箭射中此處而死去。張子清的致命傷，也在腳跟。1928年3月，毛澤東率部下井岡山迎接朱德。4月18日，在草鋪灣追擊逃敵時，張子清左腳踝骨中彈負傷。10天后，朱毛會師。因為缺醫少藥，張子清腳踝骨中的子彈一直未能取出，傷口感染，他堅持在擔架上指揮戰斗，但因為傷勢太重，這位參加過秋收起義、輔佐毛澤東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年輕將領，長眠在這片大山之中。

張子清是湖南桃江人，名門之后，他的父親張建良先后參加了同盟會和湖南新軍，當上了江道區少將司令。張子清文武雙全，他本來可以憑借父親故舊的關系，到美國留學，卻走上了井岡山。他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在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初期，張子清率部作戰大小上百次，多次挽救紅軍于危難之中，堪稱毛澤東的“左丞右相”。張子清在紅軍中的地位如何？毛澤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兩個團）師長時，張子清任參謀長兼一團團長；朱毛會師后，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宣告成立，下轄三個師，張子清任11師師長兼31團團長，此時，林彪還是一個營長。

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軍史的人如今說起張子清，都會嘆息：假如，當時有一針青霉素就好了；假如，張子清不犧牲，新中國成立后必是元帥……

但是，歷史，哪有那么多“假如”？

假如盧德銘沒有犧牲？

盧德銘，四川自貢人，由孫中山親自推薦入黃埔二期，北伐時任葉挺獨立團營長，后又升任團參謀長。秋收起義時，他是總指揮。在起義部隊遭到挫折時，他堅持支持毛澤東改變攻打長沙、轉向山嶺中進行武裝割據的主張，支持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在江西萍鄉蘆溪縣，為掩護部隊前進，盧德銘被敵軍一顆子彈擊中右胸后犧牲，年僅22歲。毛澤東痛惜不已，嘆道：“還我盧德銘！給我3個師也不換。”

假如王爾琢沒有犧牲？

王爾琢，湖南石門人，黃埔軍校一期生，1927年，他參加北伐，時任團長，蔣介石派人游說他：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擢升軍長。他拒絕了，參加南昌起義，上了井岡山，屢立奇功。1928年8月25日，王爾琢追趕被叛徒袁崇全裹挾的兩個連，將他們勸回了紅軍隊伍，但自己卻遭袁崇全開槍射擊，英勇犧牲，年僅25歲，時任紅四軍參謀長。

假如王良沒有犧牲？

王良，重慶綦江人，黃埔五期生，參加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他作為連長取得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勝利，毛澤東揮筆寫下了“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后來他作為師長，全殲敵軍第18師，活捉敵軍師長張輝瓚。毛澤東又寫下“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1932年，他在前沿陣地觀察敵情時被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7歲，時任紅四軍軍長。

假如他們沒有犧牲：黃公略、伍中豪、劉疇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穎、尋淮洲、劉作述、劉輝霄，還有年僅24歲便成為我軍第一位總參謀長的朱云卿？

……

真的是巨大的犧牲：井岡山斗爭時期，48000多名烈士長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蘇區時期，興國縣23萬人，參軍參戰的有9．3萬余人（正式參加紅軍的5萬多人），犧牲的烈士共5萬多名，有姓名可考的23179名，其中犧牲在長征路上的12038人，幾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興國籍官兵倒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黨員人數400多萬，犧牲的黨員烈士也近400萬……

今天，在寧岡茅坪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28年5月）舊址，墻上懸掛著當年43名出席代表名單。新中國成立后，名單上只有7個人還活著。

二

在戰爭年代，生存，還是死亡，偶然性很大。讀井岡山那段歷史時，不時會想起“命運”二字。沖鋒時，撤退時，或者，就是在行軍的時候，敵人一排槍打過來，有的人中槍了，年輕的生命就此凋謝；有的人沒有中槍，此后成了開國將軍。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軍銜，當年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群體，可謂將星璀璨：十大元帥中有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林彪5位，十位大將中有粟裕、譚政、黃克誠3位，還有14位上將、20位中將、眾多少將……這些還不包括一大批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在新中國成立后調離軍隊到黨政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的譚震林、滕代遠、何長工等人。

但就在這一次授軍銜前，彭德懷向毛澤東匯報，提到段德昌這個名字時，毛澤東頓時兩眼淚花，匯報不得不改日進行。段德昌是湖南益陽南縣人，1921年就與毛澤東結下真摯友誼，他與賀龍、周逸群一起創建了湘鄂西蘇區，他還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和革命引路人，26歲就當上了中國工農紅軍第6軍軍長，被譽為“常勝將軍”，遇難時年僅29歲。

毛澤東本人，在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期，也多次遇險：1927年9月，在前往指揮秋收起義的路上，毛澤東被地主武裝團防隊抓住了，準備押往民團總部處死。若干年后，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講述了自己脫險的經歷：“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我想用它賄賂護送兵來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傭的兵，他們并沒有特殊興趣看我被殺，所以他們同意釋放我。但是那個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應，因此我決定還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團總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掙脫了，跑到田野里去……”追兵過來搜索，差點就發現躲藏在草叢中的毛澤東，直到天黑才放棄。毛澤東光著腳連夜翻山越嶺，才脫離險境。

在江西瑞金葉坪，毛澤東居室外有一棵大樹，敵人飛機扔下的一顆炸彈，居然懸在樹上沒有爆炸，今天，當地人把一顆炸彈模型掛在樹上，來紀念那個有驚無險的瞬間。在長征路上，毛澤東率軍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時，遭遇空襲，敵機扔下的炸彈這次炸了，警衛員胡昌保將毛澤東推開，自己犧牲了，輕易不流淚的毛澤東，此刻淚流滿面。

中國工農紅軍早期最驚險的一幕，發生在1929年2月2日凌晨，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差點集體遭遇不幸。

當時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3600余人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從井岡山一路轉戰至贛南的尋烏縣，在圳下村宿營。2日凌晨，敵軍突然沖了進來。槍聲響起來時，毛澤東剛醒，敵人的先頭分隊已越過了他的住房。粟裕后來回憶說：“凌晨，我們受到劉士毅部的突然襲擊。那次第二十八團擔任后衛，林彪當時擔任第二十八團團長，他拉起隊伍就走，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和軍直機關被拋在后面，只有一個后衛營掩護，情況十分緊急……”

毛澤東反應迅速，聽聞槍聲后，趁拂曉昏暗，敵人不注意，立刻帶領前委機關和手槍班越過居所旁邊的小溪，撤往村東南的山上。陳毅、江華、譚震林等從前門沖了出去，戰斗中，陳毅險些被俘虜，一個敵人揪住了陳毅的大衣，陳毅順勢把大衣脫下蓋住敵兵的整個頭部，飛快地跑走了。

朱德被敵人包圍，激戰后只帶著一個警衛突圍了，朱德的妻子伍若蘭為了掩護朱德，手握雙槍，邊打邊退，不幸腿部受傷被捕。她后來遭受敵人嚴刑拷打，堅貞不屈，2月12日，被敵殺害于贛州衛府里，時年26歲，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伍若蘭是湖南耒陽人，犧牲時還帶著身孕。殘忍的敵人把她的頭顱掛在了城墻上，后來放在一個竹筏上順贛江而下“沿江示眾”，并寫上“共匪首領朱德妻子伍若蘭”。朱德一直懷念伍若蘭，粟裕回憶說：“我們看到朱軍長把伍若蘭同志為他做的一雙鞋子一直帶著，很受感動。”

圳下戰斗，驚險無比，差點改寫了中國革命的命運。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一書中感慨道：“那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后來消滅八百萬蔣介石軍隊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們，差一點兒就被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包了餃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經歷過一次次生死考驗的勝利者，其實也是幸存者。巾幗英雄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憶錄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自傳，名字就叫作《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隨朱德上了井岡山。她也參加過圳下戰斗。1998年，曾志逝世后，骨灰安葬在井岡山小井一處小山坡上，不遠處，就是當年她工作戰斗過的紅軍醫院，以及慘遭敵人殺害的130多名戰友的集體墓穴。

三

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岡山腳下的蓮花縣，35歲的中共蓮花縣委書記劉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在刑場不斷怒斥敵人、發動群眾，敵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劉仁堪的舌頭。他渾身是血，無法言語，卻用腳趾頭沾上鮮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幾個大字。

中共黨史軍史上有許多類似這種壯烈的瞬間，用自己的死，來接近奮斗的目標。

堅信革命能夠成功，堅信自己的奮斗有價值，堅信自己的死亡將成為走向勝利的鋪路石——這就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蔑視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這樣做，為的是革命，你以后會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雖然這條路我走不到頭，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頭！”——這段話，是肖國華在獄中對妹妹所說。肖國華是江西省吉水縣人，中共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中共井岡山黨組織創始人龍超清的入黨介紹人。她家境優越，父親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獄后，家人各方奔走，監獄答應：只要她在自首書簽字，就能保釋。但她拒絕了，她認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殘忍殺害時，年僅30歲，孩子還不到3歲。

像肖國華這樣的出身，為什么會做這樣的選擇？她3歲就由伯父作主定下親事，6歲被迫穿耳纏足，在南昌讀師范期間，卻被逼著輟學提前與半癡呆的富家子弟結婚……她在黑暗中無法呼吸，渴望打破這個舊世界。她信仰共產主義，寧肯死，也不放棄信仰。

當年，匯聚井岡山的，有赤貧的工人農民，也有留學生、大學生、富家兒、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條無比危險、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道路，但他們毅然走下去，因為這是一條信仰之路。

1936年春，28歲的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在突圍中身負重傷，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敵人割斷了脖子。

蔡會文是湖南攸縣人，蔡家堪稱當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從自家開始，開倉分谷，由此帶動了攸縣的農民運動。參加秋收起義后，來到井岡山，迅速成長為優秀的紅軍將領。紅軍長征后，他留下來堅持戰斗，極端困苦的環境下，他與戰士談心，拿自己舉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在家里搞家業，享清福，可為什么偏偏要鉆進深山吃苦？就是因為我相信共產主義，我要為它的實現奮斗終生。現在革命并沒有失敗，只是處于低潮，我們決不能喪失信心，不能悲觀失望，更不能動搖叛變……蔡會文犧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紅軍將領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縣城人人羨慕的胡家“五少爺”，卻因從小目睹社會不公平、窮人命運悲慘而發誓要改變中國。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爺”的身份，與朱德里應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親暴怒，登報以五百大洋緝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順父親，但人的出身和時代都不能選擇，他告訴前來勸說的弟弟：我只能離開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著共產黨去掃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紅二十一軍軍長胡少海在前線中彈犧牲，時年32歲。

從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不是一個利益集團，而是一個“價值觀集團”：有著共同信仰，共同價值觀。正因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與死的關頭，在茍且偷生與堅守信仰的抉擇中，甘愿為捍衛自己的信仰而放棄寶貴的生命，甘愿成為共產主義的殉道者。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梅黎明在《走讀井岡山》一書中寫道：“在井岡山，毛澤東硬是用信仰，組建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隊，愿意革命的留下，為革命吃不了苦的，為養家糊口的，不愿意革命的，你都可以回去，發路費給你。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信仰追求？自覺自愿。你不認同信仰，不強迫你，大路朝天，各走一邊。認同了，那就留下來，共同努力，艱苦奮斗，來實現這個信仰。”

1934年冬天，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的江善忠，在江西興國縣長岡鄉一座山崖被敵人團團圍住，他打光子彈，拒絕誘降，縱身跳下山崖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寫下血書：死到陰間不反水，保護共產黨萬萬年……

信仰為什么會有力量？人生短暫，但信仰能夠讓人的生命價值，超越死亡化為永恒。

這種力量一旦凝聚，便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寫道：“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火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無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

四

行走在井岡山，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知道自己的同志隨時可能犧牲也甘愿犧牲，為什么自己偏偏還沖鋒在前？

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看到了陳毅安的信，這位紅軍驍將，寫得一手好字，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學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沒有什么價值；你又說你畢業后出來當教員，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愛國化，來為國家流血。你不愿你的愛人流血，而要別人去流血，這真是笑話了。你的學生將來他沒有愛人嗎？父母嗎？兄弟嗎？他不是中國人嗎？他就應該去血戰嗎？假若他的愛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國就無可救藥了……你說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這也不錯。但是為了革命而死，為民眾謀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國一定沒有烈士，革命也永遠不能成功。”

這是陳毅安寫給自己的戀人李志強的一封信，這位革命者的邏輯非常清晰：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別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遠不可能成功。

肖像中的陳毅安，俊朗清秀，戴著眼鏡，像個秀才。他是湖南湘陰人，黃埔四期生，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驍勇善戰。李志強在長沙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就讀，兩人屬于一見鐘情。對于年輕人來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美好的愛情，讓他們幸福不已。但在陳毅安心中，比愛情更重要的，是革命。他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唉！情魔，情魔！你把我們的革命性消磨了。我們是有階級覺悟性的青年，擔負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們難道戀戀于兒女的深情嗎？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嗎？我們絕對不是這樣……”

他還寫道：“最親愛的妹妹，你不要畏難吧！十八層地獄底下的中國，今日也得見青天白日了。眼見得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快要到墳墓里面去。一錢不值的我們，也要做起天下的主人了。努力！努力！前進！前進！我們的目的地終會到達啊！”

1930年7月，因傷從井岡山回鄉養傷并結婚的陳毅安，告別了新婚9個月的妻子，擔任攻打長沙戰役的前敵總指揮。7月28日清晨，紅軍占領長沙全城，此役消滅湘敵八千余人，俘虜團長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敵軍瘋狂反撲，8月4日，在撤退中，25歲的陳毅安被敵人機槍子彈擊中，彭德懷聞訊跑過來時，陳毅安已經停止了呼吸。

1931年3月，陳毅安犧牲8個多月后，李志強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陳毅安的手書，她欣喜萬分，抽出信紙——竟然是空白的。她失聲慟哭。丈夫曾與她相約：“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會托人給你寄一封不寫任何字的信去，你見了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陳毅安給李志強一共寫了54封家書，李志強悉數精心保留，終身未改嫁。他們的故事，在殘酷歲月綻放人性光輝，更顯悲愴。

“中國革命太難投機了！”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如是感嘆。他說：“有一種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是來自歷史的偶然，是利用對手的失誤，利用國際形勢提供的一些機緣。持這些說法的人應該看一看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艱苦卓絕歷程。”

沒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們的愛和怕，但他們往往別無選擇。

毛澤建，毛澤東的堂妹，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女游擊隊長，寫信總在落款處畫一柄利劍。1928年6月，在一次突圍中，她和丈夫陳芬同時被捕，丈夫的頭被割下來裝在籠子里，掛在耒陽城頭“示眾”三天。毛澤建被同志救出，但敵人很快反撲，她即將臨產，只好藏匿在當地一位農婦家里，生下了兒子。她給他取名“艱生”，以紀念這艱苦歲月。由于孩子的哭聲驚動了民團，毛澤建又一次被逮捕。

敵人抓到了毛澤東的堂妹，如獲至寶，但如何威逼利誘，一無所獲。敵人開始動用酷刑，仍然撬不開毛澤建的嘴巴。臨刑前，毛澤建對前來探監的陳芬姐姐說：想見見兒子艱生。她不知道：因為沒有奶吃，艱生早已夭折。陳芬的姐姐只能從老鄉家借了一個嬰兒送給她看。毛澤建抱著嬰兒親個沒完，陳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訴她真相，只能放聲痛哭。毛澤建就義的時候，只有24歲。

勝利，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從這個意義來說，用看似時髦的“史上最牛創業團隊”話語來詮釋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路，是何等膚淺！

五

王爾琢犧牲后，紅軍在寧岡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筆擬就、陳毅手書了一副挽聯：“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后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這幅挽聯，寫出了如何告慰犧牲者：得到勝利！

那些衣衫襤褸、渾身血污的烈士，沒有活到勝利的一天，沒有趕上評功、授勛、授銜，但他們從此湮沒于歷史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他們的犧牲，不僅讓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卓絕之中取得驚天動地的勝利，更給頹喪萎靡已久的中國注入精神力量，讓渴望擺脫屈辱的中華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禮。

用毛澤東的詩性語言，那就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