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選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干部，怎么激勵干部、如何能上能下，始終是保持干部隊伍戰斗力、關乎興衰成敗的大事。

有人說，用人是一門“技術活”。人盡其用就是讓駿馬到草原馳騁、讓雄鷹去搏擊長空。選人用人不只是“技術活”，更是“政治活”，最重要的是把好用人導向的“方向盤”，用好評價標準的“指揮棒”，體現事業為上的價值取向。

這一點，在中辦日前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通讀全文，“大力選拔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實績突出的干部”的導向格外鮮明，對考核評價科學性、針對性、可操作性的要求十分明確。字里行間，處處體現著讓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標準和機制。

改革伊始，一部叫做《喬廠長上任記》的小說曾風靡一時。面對工人積極性缺失、干部之間矛盾重重，“喬廠長”能夠勇敢地說“就得這么干”。眾多讀者視他為敢負責、敢挑擔、敢改革的代表，發出用人制度“不改真的不行了”的感慨。讀者的感慨，折射出人們對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的渴求。今天又何嘗不是如此？進入新時代，無數攻城拔寨的任務在等待干部帶頭沖鋒、迎難而上。“對個性鮮明、堅持原則、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條件的要大膽使用”“突出實踐實干實效，讓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機會有舞臺”，正是要旗幟鮮明地把有擔當有作為的干部用起來。

置身新時代，有為才有位。把好“方向盤”，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訴大家：需要什么樣的人、不用什么樣的人，力挺哪些人、提防哪些人，讓好干部標準在每一項人事使用中得到具體體現；用好“指揮棒”，則是從“考什么、如何考、結果怎么用”等方面提出要求，凸顯干部考核工作的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效果導向，按照規定該重用的大膽重用，該容錯的大膽容錯，該調整的大膽調整，調動和保護好各區域、各戰線、各層級干部的積極性。

《意見》中的七條要求，每一條都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個別地方，說起來是一套標準，做起來是另一種態度，一邊是“鞭打快牛”，一邊卻總讓“老黃牛”吃虧。在少數單位，破解難題時就把闖將當作“排頭兵”靠前用，出現失誤時則把他們當“責任人”往前推。在一些上級領導眼里，表態多調門高的干部更“討喜”、哪怕行動少落實差也無所謂。最后的結果，是干與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甚至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果。對此，中組部負責人強調，組織部門將嚴格督促檢查，確保文件精神落地見效。有了這樣的態度和作風，《意見》確立的導向才可能在實踐中收到真正的實效。

完善選人用人機制、提振干部士氣，需要踏踏實實的探索，更需要識人辨人的智慧。現實中，忠于職守、擔當奉獻的干部常常默默無聞，而“機靈活泛”的干部卻擅長包裝，只有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擔當、又看大事要事難事中的表現，才能高下判清、明確區分。在無明確限制的領域探索試驗出現失誤怎么辦？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走了彎路怎么算？只有堅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區分開來”原則，堅持事業為上、實事求是、依紀依法、容糾并舉，不讓勇敢擔責者寒心，也不讓厚愛變為溺愛和放縱。

“共產黨員為什么怕？為什么不敢講話？為什么不敢負責任？”鄧小平同志曾有如此“三問”，堅持原則、勇于擔當的氣概溢于言表，對干部敢打敢沖敢拼的期待溢于言表。讓干部想為會為敢為，就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于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樹立這樣一套體制機制，選用一批“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干部隊伍，我們的事業一定會無往而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