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生態等領域蘊含深刻洞鑒，贏得越來越多政府、政黨和國際組織的共鳴與支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內嵌了三重“賦力效應”，啟發、影響和推動了當代大國形象認知、國際關系理論嬗變和全球持續發展進程，這也是其深入人心的內在依據。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有三重“賦力效應”

“賦力”（empower）一詞意指賦予客體力量或使之更為強壯自信，這里的客體既可指人，也可指抽象的物。相應地，“賦力效應”在這里是指強大的思想力量對事物發展過程的有益啟發、正面影響和積極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賦力大國形象認知。一個“大國”是在全球范圍施加影響力的主權國家。二戰后興起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從兩個維度考察大國的影響力或者實力：輸入與輸出。從輸出側看，大國的實力就是指其戰爭能力。從輸入側來看，結構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 Waltz）列舉了五種實力來源：人口與領土規模、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與政治能力。

這種傳統的大國認知在冷戰時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大國對立造成了許多國家非此即彼的選擇困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向縱深發展，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同時一部分群體的利益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在特定地區出現抬頭的趨勢。面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21世紀的各國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但在環境、健康、知識傳播與創新、安全、多邊制度與全球善治等領域，由于缺乏市場激勵以及存在“搭便車”現象，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公共品提供嚴重不足，阻礙了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于大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期待不斷增強。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積極響應國際社會對于大國責任的預期，明確大國有義務和激勵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協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塑造了國際社會對于大國形象的新認知。近年來，中國以更加自信的姿態舉辦一系列主場峰會外交活動，建設性參與氣候變化、金融治理、國際維和、疾病防治等國際議事與實踐，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得到進一步鞏固。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引起強烈反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進一步引發國際共鳴。2018年達沃斯論壇上，各國領導人競相呼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國的開放愿景以及對保護主義的抵制受到普遍歡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賦力國際關系理論嬗變。有學者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主流理論沒有積極響應國際社會的期待，尤其是缺乏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更公正合理國際秩序呼聲的現實觀照，導致西方所謂主流學派使用的概念詞匯已經不能適應當代形勢與現實，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范式亟須得到調整。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雨傘術語（umbrella term），為國際關系理論嬗變提供了一個研究范疇，在此范疇中，各種學派努力尋求理論假設和推理邏輯的最大公約數。

在東西方話語碰撞與相互“拿來”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演進培育了求同存異的開放視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新型國際關系和新安全觀，反對冷戰思維和大國沙文主義；強調全球伙伴關系與多元外交，反對強權政治與單邊主義思維；強調開放國際格局與共同發展，反對探底競賽與保護主義邏輯；強調全球治理秩序和文明交流，反對零和博弈與狹隘主義論調。這些理論洞見觀照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以及世界面臨突出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現實，必將有力推動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賦力全球持續發展進程。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植于全球發展，為全球發展合作廓清了認知迷霧，奠定了理論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中方堅定支持聯合國所設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并在貿易開放、氣候治理、精準扶貧、國際援助等方面創新引領，取得巨大成就。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全球發展合作實踐注入了理論活水，中國自身構建過程中最典型的實踐是“一帶一路”倡議?！耙粠б宦贰敝Υ蛟炀G色、健康、智力與和平的絲綢之路，理念與實踐成就被寫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相關決議。根據商務部統計，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7.4萬億元人民幣，基礎設施項目、自貿區談判、對外援助等穩步推進，與沿線國家金融合作、人文交流越來越緊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與沿線國家在經貿等領域簽署近280項合作文件，成為推動全球發展合作的機制化平臺。

此外，中國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7年成員國達到84個。建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為全球發展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務。中國積極參與太空、深海、極地和網絡空間等“高邊疆”（high frontier）治理的全球協商與標準制定。發起主辦世界互聯網大會，推動信息絲綢之路建設，倡導建立多元透明的網絡安全治理體系；發布《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與有關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建設性作用。

進一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深入人心

加強“從內到外”與“從外到內”的信息收集與分析。在新媒體和數字化時代，要特別注重國別信息與數據處理，通過分析一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執政結構、政治文化等，對該國參與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的背景與能力作出判斷，這是一種“從內到外”的信息收集。另一方面要注重系統性的或“從外到內”的研究，即從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整體層面分析一國的可能反應。國與國之間差別巨大，單純的國別研究難以厘清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也疏于考慮國際競爭施加于所有國家的不同影響。加強相關信息收集與分析，有助于準確把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國際傳播現狀并作出相應動態調整，更好展現其當代價值與賦力效應。

提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介入、影響和引領國際敘事能力。中西話語的競爭，包括概念、敘事和傳播手段等，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會繼續上演，甚至會愈演愈烈。根植中國這片發展沃土，中國學術和政策機構的研究成果越來越為海外所關注。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國際敘事框架中，中國聲音和中國方案要贏得更多的喝彩，還需要在人才機制、翻譯傳播和理論創新等方面進一步加強。

一段時期以來，哈佛大學教授格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創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際政治熱詞，盡管其背后的邏輯受到廣泛批評，但卻成功吸引了中美兩國政界和學界的注意。中美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如果這一陷阱成為現實，其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進程的影響將是難以估量的。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考量分析中美大國關系，而不是基于傳統的霸權理論，才能撥開“修昔底德陷阱”的烏云，見到“新型大國關系”的青天。引導與完善中美關系的國際敘事，是中國學術界與智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抓手。

推動形成更具賦力效應的國際合作體制。當代國際合作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廣泛和深入。必須看到，合作不是終點，而是實現其他多種目標的手段。合作并不總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中不合作優于合作的例子并不鮮見，因而要克服在不同語境不加區別地談合作的傾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的合作本質上是國家政策的相互調整與適應，是一種比霸權穩定更具賦力效應的國際合作體制或結構。正如著名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所論證的，國際合作體制賦力政府，而不是束縛政府。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中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通過“一帶一路”等國際發展計劃與治理制度創新，中國經驗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種務實方略。當代發展中國家面對“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在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過程中，需要打破線性發展的思維定式，正確處理經濟效率與分配公平、生態保護等的非線性關系，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