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號召，參與籌備新政協及創建新中國這一輝煌的歷史進程。從“五一口號”至今，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堅持協商民主，為人類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路徑。為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本報開設專欄，約請專家學者，就“五一口號”的現實意義和堅持好發展好新型政黨制度等發表見解，以饗讀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保定阜平縣城南莊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勞動節口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和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一黨制，也不同于兩黨制、多黨制，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顯優勢而獨特，經風雨而彌堅，為人類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路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注入了紅色基因，奠定了堅實基礎。

確立中國共產黨

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居于領導地位，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與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本質區別，也是多黨合作堅持正確方向、發揮制度效能、保持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黨合作一開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國共產黨強加的，而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自覺選擇。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多黨合作，大多始于20世紀40年代。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是反帝愛國、追求民主的進步力量，一成立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合作關系。但是，作為處于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勢力，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并沒有完全認同，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中，有的成員還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第三條道路”。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國民黨蔣介石倒行逆施、節節敗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方針政策越來越被中國社會各界人士所認同，政治品德和高風亮節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高度贊賞，從而把國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熱烈響應，相繼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負責人譚平山5月23日在香港撰文指出，“為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肩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55位已到達解放區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聯合發表聲明，明確宣告“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宋慶齡女士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質是對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政治認同，而“五一口號”提出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就是這一綱領的重要體現和實際步驟。“五一口號”發布后，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集會討論后一致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九三學社等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后分別發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并在通電中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聲明說，“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政治決議指出，“中共采取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與本黨歷來主張的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權則完全相同，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對美國白皮書的聲明中強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聲明指出，“通過新政協會議解決國是，既是今日救國建國的唯一正確途徑”，愿“共同為實現新政協而努力”。

由此可見，正是“五一口號”體現的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和實踐步驟，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一致認同，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并成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色。

構筑多黨合作

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基本格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新型政黨制度，其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這種合作是長期合作，伴隨中國共產黨實現初心和使命的全過程，而不是權宜之計；是穩定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和憲法保障，而不會因領導人認識的改變而改變；是全面合作，既有政治上合作，還有政權中合作，而不是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排除在國家政權之外。這既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也是區別于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的一個顯著特征。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合作格局，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逐步形成的，但其基礎則是“五一口號”鑄就的。“五一口號”發布之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作為革命黨，多黨合作主要是在實現民族獨立、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促進民主政治中互相配合支持。“五一口號”發布之時，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新中國如同東方的朝日噴薄欲出，中國共產黨將作為執政黨團結和帶領各族人民，由新民主主義逐步邁向社會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構筑新中國的宏偉大廈和未來建設中，還要不要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繼續合作，以什么形式和格局進行合作？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作出回答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際上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并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國家政權、參加政治協商作為多黨合作的兩個重要方面。

多黨合作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格局正是在這樣的軌道上形成的。“五一口號”發布10個月后的1949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明確要求，“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在進駐北平途中，毛澤東同志對周恩來同志說，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里安排職務。一年后的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北平中南海舉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確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和代表名額，起草和制定《共同綱領》。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確定了國旗、國歌、國號，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新中國。在政權結構中，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黨外人士有3位；政務院4名副總理，黨外人士有2位；政務院下屬委、部、會、院、署、行34個機構的109名正副職位，黨外人士有49位。從此，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權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成為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1949年10月，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共同政治基礎，開始了共同建設新中國的新征程。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為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改革開放后的1993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正式寫入憲法，成為全國人民的意志。

開創中國政治協商的新境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新型政黨制度具有三個規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政治協商是多黨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國共產黨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政治協商包括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黨協商，也包括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協的政協協商。這兩種協商作為中國協商民主的重要體現和發展源頭，也是“五一口號”生發而成的。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價值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但政治發展中的“黨爭”在封建社會延續了上千年之久。辛亥革命后仿效西方實行多黨制、議會制，搞得中國政治烏煙瘴氣。中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多黨合作，開啟了中國的政治協商。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共38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近代以來在國家層面上政黨首次進行的國是協商，但通過的5項協議不久就被國民黨蔣介石撕毀了。真正體現多黨合作、具有中國人民性質的政治協商的正式形成，則是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其肇始和推動者就是“五一口號”的發布。

“五一口號”明確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繪制了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的中國政治發展藍圖，開辟了中國政治協商和協商民主的新境界。循著這個頂層設計和路線圖，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籌備召開了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了新中國，協商建國成為中國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的一個光輝典范。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多黨合作中，探索創造了座談會、協商會、雙周座談會等多種政治協商形式。1954年，中國共產黨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擁護支持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后，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多黨合作的重要機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渠道仍然繼續存在，從而形成了我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民主兩種實現形式，并成為中國協商民主的鮮明特色。

目前，我國政黨制度中的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作為推進中國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兩條重要渠道，在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協商民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已經成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國家現代化治理的有效途徑。追根索源，還在于“五一口號”開創的政治協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土壤中結出了豐碩果實。

基牢方可高聳，根深才能葉茂。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人類社會政治發展中獨樹一幟，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民主實現、社會政治穩定、人民利益維護等方面發揮了制度效能，顯示了蓬勃生機，就在于“五一口號”奠定和注入的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長期穩定全面合作、推進政治協商的基石和基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只有不忘“五一口號”這個初心，讓基石更加牢固、基因更好傳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才能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中放射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央統戰部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