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護衛：揭秘現代保鏢

“隨身護衛”是對“保鏢”這一通俗叫法的官方定義，保鏢公司多以“保安”“安全咨詢”等名義登記注冊，可以依法開展“隨身護衛”業務。那些以其他名目注冊、甚至沒有注冊的公司，是否可以開展相關業務，還要打個問號。一位老板說，“我們不會張揚自己有保鏢，他們就是司機、是文秘，常年在我們身邊。”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明子

“如果對手拿著槍指向我們，第一反應是舉起雙手。”這段3月17日發布的視頻中，身高180cm的王海春戴著墨鏡，身著軍綠色作戰服和黑色戰靴，正在給新晉保鏢培訓，作為天尊安保服務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天尊安保”)的CEO，王海春還兼任著首席安全官。“分散對方注意力，降低對方防備心，然后找機會靠近。”說著，王海春迅速向左前方閃躲，同時控制住“敵人”持槍的手，緊接著一個轉身到對方背后，將其制服在地，并奪下手槍，一連串動作不到3秒鐘，這只是其中一種應對方法。

素有“中國第一保鏢”之稱的李旭，正在北京帶著他的弟子班進行集訓，每天12個小時的高強度訓練包括要員護送、排爆、射擊、遭遇伏擊、車上戰術等內容。和王海春培訓日常隨身護衛的保鏢不同，李旭準備帶著他的團隊參加今年5月初在歐洲舉行的世界保鏢大賽。

他們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大眾對“保鏢就是打手”的刻板印象。

“相比武力，保鏢更需要頭腦。”李旭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利用專業技術和科技手段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規避危險，這才是保鏢應該做的，這樣的保鏢值得有更為體面的傭金和社會地位。

王海春也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比起墻上懸掛的關云長單刀赴會的畫像，他著重介紹著書架上擺放的專業漂移車技證書。辦公室朝西的落地窗前鋪著一條不到3米長的室內高爾夫推桿練習器，王海春還打算近期去學習飛機駕駛。

“我們只做高端私人護衛，保護政治要員、商人、明星。”王海春希望把自己實現武俠夢的創業故事講得更加職業化、商業化。

用“武”之地

2010年1月1日起實施的《保安服務管理條例》首次明確保安服務公司可以根據合同為客戶提供“隨身護衛”，這是對“保鏢”身份合法化最早的法律條例。隨后，安保公司紛紛成立。

“保鏢是個敏感的詞。”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副教授張弘解釋說，“隨身護衛”則是對“保鏢”這一通俗叫法的官方定義。據張弘介紹，保鏢公司多以“保安”“安全咨詢”等名義登記注冊。

截至目前，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全國范圍內帶有“保鏢”字樣的營業公司有48家；另據信息查詢平臺“天眼查”的數據，全國以“保安”為名注冊的公司多達278890家。

“時隔八年，保鏢這個行業面臨的問題并未減少。” 張弘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很多保鏢公司仍未告別灰色身份、“隨身護衛”的行業細則仍未出臺、保鏢公司的發展方式和對保鏢行業的監管都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八年前面臨的發展困境，現在仍在面對。”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包括隨身護衛在內的國內安保力量隨中資企業“走出去”將成為趨勢，“但問題是，我們自身的理念和素質都還有待提高。”張弘說。

與張弘的看法一致，李旭也認為，“大部分國內保鏢公司目前都還在從事著類似‘肉盾’的低端人力防范。”

李旭出生于武術世家，5歲起跟隨祖父練習家傳拳法，在北京城南一個四合院里，每天早上，大人和孩子都要早起習武。十幾歲時，他還拿過北京市武術比賽散打對抗賽65公斤級的第二名。受港片影響，有著“一身本事”的李旭在1990年開始了“保鏢”工作，當時的雇主老板大多把“保鏢”視為充門面的打手，這讓李旭難以認同。

2005年，李旭進入美國特勤局創辦的政要保護學院(The James J. Rowley Training Center)，成為該學院第一名中國學員。風險評估、便攜式裝備的操控和應用、槍械常識、車輛戰術、路線分析等40多門課程讓李旭對“保鏢”這一工作有了新的認知——“保鏢的智慧在于預估并提前化解風險，而不是在委托人受到威脅時靠武力解決。”

一年后，李旭學成回國，成立了“九命保護組”(下文簡稱“九命”)，把所學用到一線保護工作中。兩年后，他又把自己的經歷和對保鏢的理解寫進了《中國第一保鏢》這本書。“國內保鏢發展了二十多年，還是靠拳頭解決問題，而我走出國門看到了更先進的理念和技術，這些應該被推廣。”李旭說，即使十年前他就提出了這些觀點，現在仍舊有很多從業者靠“肉搏”解決問題。

北京博警特衛安全顧問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博警特衛”)的創始人釋行風對此深有體會。2003年，18歲的釋行風離開少林武術學院之后，加入了北京一家保鏢公司，還在感嘆“一身功夫終于有用武之地”的他沒想到“第一天上崗，第二天就下崗了”。第一次“保護老板”就遇到了危險，“當時大家對保鏢的理解，就是出事了擋在前面，靠武力解決。”這次經歷讓釋行風放棄了保鏢工作。

2008年，在土耳其巡演的釋行風因“少林功夫”收到了國外保鏢公司的邀請，這也讓他看到了西方保鏢的紳士做派和專業技能，“這可以是一份體面的工作。”釋行風說，保鏢要做的其實是評估和規避風險，這樣的保護工作才是“功夫真正的用武之地”，兩年后，他在北京創立了自己的保鏢公司。

“武俠夢”也是王海春成為保鏢的最初動力。因電影《少林寺》而癡迷武術，學習洪拳、散打和格斗，又因《中南海保鏢》這部電影確定了自己的職業。2004年，21歲的王春海從老家鹽城來到寧波，當時的保鏢公司一般掛著“商務禮儀”和“安全咨詢”的牌子，擔當雇主和保鏢間的中介，有業務的時候臨時通知，沒工作時互不聯系。有一次王海春一個人保護雇主解決經濟糾紛，對方集結了當地地方勢力，雖然沒有正面沖突，但無時無刻的監視和敵對讓王海春時刻處于緊張狀態，連續一周都是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白天出門必須穿好防刺服。他曾向公司求助，得到的卻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身手可以一敵十”這樣不痛不癢的答復。

“當時的感覺就是沒有娘家，沒有團隊和后盾，萬一出事了，基本沒法防御。”這次經歷讓王海春看到了早年保鏢行業“單兵作戰”的風險。十年后，他在杭州創立了自己的公司，要求保鏢在外遇到危險時，公司隨時能派出一個裝備齊全的3~7人機動小組加以保護。

保鏢江湖似乎先天帶有“武林”習氣，各家自成“門派”。

今年40歲的馮耀臣在上海經營著一家拳館，2006年開始兼職“保鏢”工作時，他就聽過李旭的名號。六年后李旭開始招生培訓，他便報名成了“九命”的大弟子，2017年還跟隨李旭參加了國際保鏢大賽。

“這些人都是沖著我李旭來的，我都是親自上課，不會隨便找個人糊弄他們。”李旭回憶說，每次集訓，他都會全程陪練，一天訓練12個小時是常事，孩子高燒40度、家人跟他生氣著急都不能中斷他的工作。下課后，學員都要雙手作揖、鞠躬行禮，“常年訓練的弟子班才會這樣。”李旭解釋說。

釋行風也坦言，他在快手上有近百萬粉絲，很多人因為認同他“禪武一體”的理念才來到公司進行保鏢培訓。王海春將公司開辦的保鏢培訓機構命名為“攻守國際安全學院”，除了保鏢專業技能培訓，未來還要融入武術功守道。

“武林”中的風險，有時也來自雇主本身。

“雇主的身份、公司的營業執照，我們都要一一核實，有違法記錄的雇主一律不接。”被釋行風拒絕的上門生意占到了50%，“這也是對我們自己保鏢的一層保護。”

“違法亂紀的任務不接，風險太低的也不接。”據李旭介紹，一般的商演活動他都不會承接，公司主要保護政要和商人，“我們不是用來擺譜充門面的，練就一身本事要用到地方，就做最難、最高端的保護任務。”

與任務風險成正比的，是這項工作帶來的榮耀。“當你化解了最危險的風險，你的雇主因此而更加安全，還有比這更驕傲的嗎？”王海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用自己的力量保護想保護的人，默默為社會治安貢獻一份力量，“相比古代俠客，這或許就是現代英雄的價值和意義。”

噓！保密！

“我們不會張揚自己有保鏢，他們就是司機、是文秘，常年在我們身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從十三年前開始在長三角做國際貿易時，就有這樣一類人跟隨在他和家人的身邊，排除一切不懷好意接近他的外人。

如果說雇主選擇低調行事是為了避免麻煩，那么“保鏢對雇主的一切守口如瓶”則是這個行業里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除了媒體已經在現場曝光的內容(以明星商演為主)，其他的我們一個字都不能說。”據王海春介紹，招進來的每一位員工，都要和公司簽署保密協議，和雇主簽署的服務合同中也包含保密協議和保密期限，有關雇主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對外說一個字。

在李旭看來，這還不夠，就算媒體已經曝光，他們也不會透露雇主的名字和樣貌。在訓練場墻上懸掛的照片中，雇主的臉基本都會被擋住，最多露出背影，“你只知道我們保護過很重要的人物，但你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李旭說。

據多家保鏢公司介紹，目前保鏢業務主要按照服務時長進行分類，較為熟知的明星商演護衛、政要活動保護、臨時安保、危機處理等都屬于短期項目，這也常常是曝光在媒體下、可以用來做公司宣傳的業務。

“張學友2013年全球巡演我們派了6個人貼身護衛，現在比較火的跑男也是我們在做。”王海春對四年來服務過的明星安保案例如數家珍。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韓國歌手權志龍2013年9月到杭州做成龍演唱會的嘉賓，當時機場已經聚集了200多個粉絲，公司為此派了20名保鏢，將權志龍層層圍住、護在中間。

控制距離是門技術活，如果粉絲距離明星太遠，會覺得明星耍大牌，距離近了則可能傷害到明星。“權志龍的粉絲很瘋狂的，跟著我們的車跑，摔了爬起來還繼續跑。”王海春回憶說。

這些都是看得見的保護，對于更復雜的任務，還有多重安保。他們一般頭戴墨鏡和耳機、身著黑色西裝，面無表情地隱藏在暗處，這些保鏢被稱為“影子”，與貼身護衛一明一暗，雙重排查潛在的風險。

2017年9月施瓦辛格來北京，釋行風安排了12名保鏢負責其安保。除了3名保鏢貼身保護，其余9人都是隱形的：施瓦辛格到活動現場前，這9個人負責排查休息室、樓梯、觀眾席等各處潛在隱患；明星突發奇想要去亮馬橋一家飯店吃飯，這9個人就要提前趕過去檢查現場、安排座位；工作期間有粉絲打擾，也都會被這9個“影子”默默勸退……

李旭團隊承接的保護任務有時更為復雜，可能同時包括負責遠程檢視的“樹后保鏢”、近處防范的“窗下保鏢”、負責屋內安全的“樓梯保鏢”和“貼身保鏢”四種。

更鮮為人知、卻不一定如此復雜的，則是長期隨身護衛。用戶來源也多與公司所在地密切相關。位于杭州的天尊安保，其2／3的長期客戶來自長三角地區，而位于北京的博警特衛和九命保護組，其主要長期客戶則集中在京津冀地區。

“總體來說，長期隨身護衛主要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越發達的地區，市場需求越大。”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副教授張弘解釋說。

從事長期護衛的保鏢往往身兼多職，除了保護雇主安全，有時還會充當陪練、司機、文秘等工作。“一方面是和雇主處好關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隱藏身份。”據王海春介紹，公司還會為此培訓保鏢商務禮儀、法律法規等常識，具體案例中，按照雇主的需求和風險評估，安排相應等級和人數的保鏢。

傭金除了與服務時長相關，還取決于保鏢的等級。天尊安保共設置了5個等級的保鏢(初級、中級、高級、特級、首席)，高級保鏢年薪26萬元，首席是上百萬元。博警特衛只分了兩個級別，一個高級男保鏢貼身護衛一年的傭金是42萬元。根據受訪對象提供數據，女保鏢由于“資源有限”，傭金一般會高出同級別男保鏢約10%。

“給小費是對保鏢工作的認可。”據王海春介紹，個別雇主給的小費可能比保鏢的年薪還高。但對釋行風來說，雇主和員工關系過于密切也未必是好事，曾經就有員工跟老板跑了的案例，“培養一個保鏢不容易，”釋行風說，“所以后來我們都會比較鼓勵團隊作戰、中途輪換這樣的策略。”

對保鏢來說，需要保護的不僅是雇主，還有他們的家人。“我們就是做保護工作的，自然不希望后院起火。”李旭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相比于他們這些專業人士，家人都是普通人，因此他們從來不會對外過多提及家人，甚至會通過摘掉戒指等行為有意抹去生活痕跡。

“課程和技術也都是秘密。”李旭介紹說，目前國內保鏢市場競爭激烈，任何一家都不會暴露自己培訓課程的核心內容。在“九命”理論培訓的教室中，其中一面墻上畫著這樣一幅有趣的壁畫：貓老師正在給一群西裝革履的老虎學生上課，其中混進了一只狐貍，驚恐地東張西望。“貓”是“九命培訓”的化身，在座的“老虎”學生則是各家保鏢公司的老板，“來到我們這的當然也有不懷好意的人，或是竊取學習資料、或是伺機破壞，”李旭解釋說，“但這樣的人進入這間教室，就一定會心里打鼓，總想到自己是那只狐貍。”

目前國內保鏢行業似乎是一個謎團：這個市場有多大？公司有多少家？從業人數有多少？……暫時還難以找到準確的答案。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實施后不久，公安部頒布了《公安機關實施保安服務管理條例辦法》，其中第29條規定：“提供隨身護衛……的保安員上崗服務可以穿著便服，但應當佩戴全國統一的保安服務標志。”這條規定讓私人保鏢看到了“轉正”的希望。

“但現實問題是，可以依法開展‘隨身護衛’業務的大部分保安公司，其主營業務并不是‘保鏢’，而那些以其他名目注冊甚至沒有注冊的保鏢公司，是否可以開展相關業務，還要打個問號。”張弘解釋說，因此“保鏢市場”難以調查，即便有統計數據，也很難保證準確性。

這一觀點在北京一家名為“華信中安”的傳統保安公司中得到了部分驗證，該公司于2004年注冊，早年以提供勞動密集型的保安業務為主，直到現在，其“隨身護衛”業務也只占公司不到的10%的份額。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保安服務市場前瞻與投資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保安服務行業營業額在546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5%，假設未來幾年我國保安服務的營業額的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預計到2021年中國保安服務市場規模將近千億。

“安保的大市場并不小，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自身財產安全重視的增加，對保鏢的需求也不會少。”張弘分析說，只是有關“隨身護衛”的具體細則沒有制定，這塊市場該怎么操作、怎么監管，“大家也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草根與精英

人群中隱藏的狙擊手、突然沖出來的襲擊者，突然冒出的送花或尋求簽名的人，甚至是模擬下雨等惡劣天氣…… 2017年9月17日，“世界保鏢大賽”的第一天，這條不足百米的道路上，舉辦方給各國參賽隊伍準備了意想不到的難題，而每個隊伍中4名參賽者要做的，則是保護VIP免受襲擊并快速撤離。

這只是為期三天、眾多比賽科目中的一項，李旭所在的“九命”戰隊作為第一次參賽的中國民間隊伍，在這一科目上取得了自己的最佳成績，20個隊伍中排名第八；在車輛戰術和徒手對抗項目上，甚至拿到了9分(最高分10分)，超越了某些國家的國王衛隊。“這是一種榮耀，”李旭激動地說，“為了和世界各國保鏢較量的這一刻，我等了二十七年。”

這項比賽由國際保鏢協會(International Bodyguard Federation)組織，自1998年開辦以來，吸引了俄羅斯、保加利亞、烏克蘭、丹麥、意大利、哈薩克斯坦、印度、韓國等三十多個國家。比賽每年在不同國家舉辦，2011年由烏克蘭國家警衛隊主辦，2017年9月這次比賽則是在東南歐內陸國摩爾多瓦，來自世界各地20個國家的參賽隊展示了他們在極端情況下駕駛、武術、目標射擊、政要保護等各方面能力。

會場唯一一名華裔觀眾看到中國代表隊的五星紅旗后，全程高喊“China！China！”“這哥們兒比我們還激動。”李旭回憶說，賽后這位華裔還繞到場內和全體隊員合影簽名，他說從沒想過會在這種比賽上會看到中國人的身影。

“我們只是中國的民間商業機構，不敢說代表國家。”李旭說，賽后國際保鏢聯合會主席、烏克蘭前國防部長Valeriy Heletey和“九命”團隊交談時，李旭也是這樣說的。

“但我們有這樣的實力，可以和各國保鏢隊伍一較高下。”在李旭看來，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是雇主信任保鏢最根本的原因。

除此之外，王海春認為保鏢公司作為一種品牌，本身也是“幫助草根保鏢和精英人士建立信任的一個中間平臺”。

“保鏢是站在黑與白之間的微妙身份。”王海春解釋說，雇主把自己的安全百分之百地交給了雇用的人，誰也不愿意賭這個人是否可靠，因此，公司就充當了擔保人的角色。“可以說是上查五代旁查三代了。”王海春介紹說，公司更偏向招聘退伍軍人(占2／3)，這些人有部隊先把過一道關，而且紀律性更強；另外1／3則來自武術或體育院校，不過，有案底的人和混過社會的人都不能要。

如此嚴格的招聘條件是為了保證員工的信譽和對雇主的忠誠度。精明的老板們會在和保鏢初次相處時設計很多考驗的環節，例如找人旁敲側擊詢問老板行程(檢測保鏢是否能夠做到守口如瓶)，或是把一兜散亂的現金交給保鏢保管，忙忙碌碌的一天結束后，再核算錢數是否正確。

只有建立了基本的信任，雇主才會放心將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交給保鏢。很多從業者也正是看到了這種信任關系背后的機遇。“不能否認，保鏢這行是一條自我提升的捷徑。”王海春坦言，跟隨業界大佬可以增長見識，更便捷的是借此積累的社會經驗和人脈。

不過，快速打通社會階層、感受到更豐富的生活，也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積極影響的。許多年輕從業者會在跟隨雇主一段時間后感到不適，有的是因為工作壓力，有的則是因為心理落差，“我會和他們談話，實在心理狀態不好的，就需要調換回來。”王海春說，未來有必要聘請專業的心理輔導團隊。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的透明在某種程度上簡化了取得信任的過程。2017年8月，青島阿拉丁安保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名為“錦衣衛”的APP，整合了全市47家安保公司、約5萬人的安保力量，讓預約保鏢像網上叫車一樣便利。

許多保鏢公司也在借助政策變化尋求更高的發展空間。在“一帶一路”推廣以及“國際產能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國海外安保也隨著企業“走出去”的浪潮，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機遇。

據鳳凰國際智庫與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2016年企業海外安全管理報告》初步估算，2015年中國海外安保市場規模達到了103億美元，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中資巨頭一年的海外安保費用大約在20億美元。2015年，境外注冊中資企業超過3萬家，總資產6.4萬億美元；境外各類勞務人員102萬，內地居民出境1.27億人次。這樣一個龐大的“海外中國”，給安保行業描繪了一個巨大的藍海市場。

王海春已經搭上了這趟快車，從2017年開始布局海外，目前正在和浙江一家基建企業洽談戰略合作，作為安保供應商一起“走出去”；另一方面，也與旅游公司達成了高端游的安保護衛協議，例如派遣6~8名保鏢在南極游的2~3個月期間執行護衛工作。

老雇主的海外活動也間接帶動了一些保鏢公司的海外業務。博警特衛和九命保護組就屬于這一類。

李旭在懷柔的室外訓練基地，所有建筑都設計成了以藍白色調為主的圣托里尼風格，扁平的單層建筑、整面落地窗、窗外的沙礫場地，都顯示著濃郁的歐洲風情。但他還是在室內訓練館掛上了岳飛身騎戰馬的畫像，“以后我的弟子走出國門，我希望他們可以像民族英雄岳飛一樣，保衛自己的祖國和同胞。”李旭說。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