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刷微信朋友圈成了不少人每天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一些企業看中了用戶習慣，逐漸將微信朋友圈變成營銷推廣的優選渠道。“作為員工，在私人的社交群里偶爾轉發公司的文章倒可以接受，但領導強制員工把公司微信公眾號文章轉發到朋友圈,這讓我很不爽。”在河南省鄭州市某公司工作的王磊，看著公司發布的績效考核新規一籌莫展。另外，還有公司為避免員工偷懶，開始給銷售人員和培訓人員安裝專門定制的App進行監督。

公司把員工的朋友圈變成單位的廣告牌，這個現象，其實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現實中，不少單位、企業恐怕都有過通過或軟或硬的方式，要求員工在自己的朋友圈轉發、評論一些公司的鏈接、廣告的行為。比如此前有媒體報道，河北省邢臺市第四醫院職工反映，醫院要求全院職工加滿5000名微信好友，并每天按時按量發布與醫院推廣相關的朋友圈內容。未按規定完成任務，職工將被扣工資。

至于安裝定位軟件來考核，這個恐怕就更普遍了。眾所周知，時下流行的幾款具備打卡考核功能的辦公軟件都設置了實時定位功能，企業據此可要求員工必須在定位范圍內打卡，才能算有效考勤。

從法律角度看，這類企業規定當然是有問題的，至少是在打法律的擦邊球，也有損人性化。比如，員工個人朋友圈作為私人社交工具，本就與工作無涉，強制員工轉發企業的文章到自己朋友圈，并將之作為考核項，顯然屬于“霸王”要求。而定位考核，如何確保員工的隱私不被侵犯，如何保障定位完全是基于工作考核的需要，同樣是個問題。

只是，從法律視角之外來看，要徹底終止這些現象，答案或讓人沮喪。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看作是信息技術時代員工與企業關系被重塑的必然體現之一。早在很多年前，網絡郵件剛開始出現時，就有一個關于員工與企業關系的經典疑問：員工休假時，到底要不要回郵件？而隨著私人電話、智能手機的普及，工作的便利性確有了顯著提高，但加班似乎愈發常態化，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也隨之變得越來越模糊，乃至由此產生了某種集體的社會焦慮。

這類現象的產生，與技術進步給企業“控制”員工提供了幫助有直接聯系，但技術本身并沒有原罪。比如，有著相同的信息技術社會背景，此前有分析在比較國內外的加班文化時就指出，國外不少公司多拒絕員工加班，因為他們更為注重效率和工作的完成質量。同時，在他們看來，員工休息好，本身也是為更好工作提供動力。而國內的一些企業似乎更強調工作的秩序感、員工的“順從度”，企業對員工有著更為強烈的支配和控制欲望。所以，一些企業規定動輒越過法律限度對員工添加過多的“無理”甚至病態要求，就變得習以為常。

另外，企業不拿員工的私權當回事，將工作要求建立在損害員工個人利益之上，與整個社會私權觀念的淡薄、脆弱有關。就業環境、經濟環境、勞動者權益保護水平等外部因素，在客觀上塑造了企業之于員工關系上的強勢地位，這無疑為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奇葩企業規定的出臺提供了溫床。

所以，不轉發單位公號文章就扣錢，拿定位軟件來對員工進行跟蹤監督，這類現象要從法律乃至常識上指出它的不當，并不難。可在當前這樣一個工作與生活界限變得愈發模糊的社會，要徹底遏制企業對于員工利益和生活空間的不當擠占沖動，或許沒那么容易。

當然，承認這一難點，并不意味著法律對于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就可以松懈。相反，面對新的就業環境和用工狀況，勞動者權益保護更需要與時俱進，有針對性的平衡好企業與員工的權利關系。不能讓工作與個人生活越來越“融合”，成為企業“霸王”規定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