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 茅文婷

●“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所以,要“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

●“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

1961年5月,一份《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這份材料提出了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十多十少”問題:一般干部掛帥的多,領導干部掛帥的少;漫無邊際的多,充分準備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層的少;昂首望天的多,當小學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參加勞動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凈凈的多,滿身油膩的少;帶走的東西多,留下的東西少;“十月懷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對此,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調查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也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真正做好,需要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對此,毛澤東有充分的發言權。他自己就是搞調研的行家里手。從湖南一師時期“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游學,到革命歲月中在贛南、閩西的一系列社會調查,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為準備八大而集中一個多月聽取的34個部委匯報,毛澤東留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論十大關系》等一系列經典著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認識基礎。

毛澤東搞調研,著重注意五個問題。

第一,調研題目怎么來?不是拍腦袋拍出來,而是“問題導向”,是為解決問題找辦法。毛澤東曾說:“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為了解決黨內關于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爭論而產生的。從1927年1月4日起,毛澤東歷時32天,行程70多公里,調研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親眼看到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感到“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當前的農民運動“好得很”。他回到長沙后,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中共湖南區委因此糾正了在農運工作中的右傾偏向,為幾個月后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第二,調研對象怎么選?毛澤東認為,要有典型性。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一次指導調研的講話中說:“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只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找調研典型,要根據不同情況具體劃分。比如,農業按地理分,“全國了解兩個鄉,南方一個,北方一個,對中國的農村就有一個基本概念了”。工業按行業分,“比如煤礦、冶金、機械等,各了解一個廠礦就差不多了”。還可以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進行劃分,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毛澤東把這種通過個別典型而逐步深入的方法叫“解剖麻雀”。

第三,調研以什么形式?毛澤東喜歡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他認為,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得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開調查會之前,要預先作準備,確定調查綱目,綱目要細致,比如“商業”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各項細目。毛澤東在尋烏開展的被他稱為“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就是按照這個綱目進行的。在會上,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總結眾人意見。不明了的、有異議的,再提起辯論。會議人數要依調查人的情況決定。善于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個人或者二十幾個人,人多能得到比較正確的回答。若是指揮能力欠缺,也至少需要三人,不然會囿于見聞,不符合真實情況。

第四,如何讓干部群眾說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毛澤東認為,“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他看得很明白:“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所以,要“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請幾個農民來談話,一開始,他們很疑懼,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后來,毛澤東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他們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他們毫無拘束,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

當然,面對調查中可能遇到的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也要做好準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派人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化運動時,特意囑咐,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所以,勤于動腦筋,就能更好地了解調研的真實情況。毛澤東有個精辟總結:“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

第五,誰來記錄調研情況?毛澤東反復強調:“自己當記錄,這是調查的一個要點。”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而且要自己做記錄。自己做記錄可以更深入地掌握第一手情況,及時發現問題。自己動手和看別人總結好的書面報告是兩回事。毛澤東調研時的記錄、總結,大多是自己完成的。他在69歲高齡時還表示,雖然很多調研記錄是在他精力充沛的時候做的,但“現在調查要我做詳細的記錄,也許還可以,我想試試看”。

毛澤東搞調研沒有排場。他以“竹杖芒鞋輕勝馬”的姿態,穿起藍布長衫,蹬起草鞋,拿起雨傘就走,穿街過巷,訪商店和進農家,在田頭和農民一起勞動。調研是科學決策、防止失誤的工作方法,是傾聽群眾呼聲、感受群眾疾苦、總結群眾經驗、吸取群眾智慧的重要途徑。不能為了應付任務而走過場,更不能成為攀比政績的“秀場”。在這方面,毛澤東以實際行動作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