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歷代治理者的一種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來，公與私的問題，始終是治理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它是檢驗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試金石，也是照鑒王朝興衰成敗的鏡子。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上不少英主與賢臣在公與私問題上的故事，今天讀來仍有借鑒意義。

對于治理者而言，在公與私的問題上，親戚、僚屬、身邊人可說是第一道坎。古往今來，能過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卻能處理得公私分明，正氣干云，實屬難能可貴。

晉文公嚴賞三等

比如春秋時期的晉文公重耳。因為驪姬之亂，他在42歲時，就開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居然有一大批賢才追隨于他，還有數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稱古今一大奇事。

晉文公復國成功，這些追隨者就是功臣。面對這些患難之交，他是如何論功行賞的呢？他分賞為三等，以從亡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還下詔懸于國門：若有遺漏功勞者，請直言。照理，這等行賞之法，完全出于公心，應該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邊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這個身邊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壺叔。這樣的身邊人，我們今天理解起來也不困難。不難想象，在這種逃難的日子里，這個仆人必是鞍前馬后地效勞，生怕主子餓著凍著，盡可能把艱苦的日子過得讓主子感覺舒坦一點。這樣一個費心盡力的仆人，在主子論功行賞時，卻沒他什么事，內心里怎能服氣？于是這位壺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說：你三次行賞，都沒有我，請問我有什么罪過？他問得還算有點藝術，不說自己的功勞，只問自己的罪過，卻掩不了“沒功勞有苦勞，沒苦勞有疲勞”的訴苦心思，同時也有點“與領導親近，你得優先關照我”的心理優越感。但是，晉文公并沒有動惻隱之心而亂了法度。

據《史記》載，晉文公說：“導我以仁義”。用德惠來防范我的過失，受上賞。以善行輔佐我，終于使我得以成就功業，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復次賞。至于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叭p之后，故且及子?！边@說明，晉文公心里的行賞賬算得很明白，其標準，是功勞大小而非關系親疏。壺叔的功勞，屬于“奔走之勞、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賞”相提并論。

晉文公賞得分明，壺叔便“愧服”。其愧當在于操之過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賞標準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壺叔因此當了“反面教員”，因為這樣的故事常常是不脛而走的，如史載“晉人聞之，皆說（悅）”。

從某種意義上說，雄主是歡迎這樣的“反面教員”跳出來自己露丑的，因為他們往往給雄主提供了一個立標準、得人心的機會。而庸主則往往會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給身邊人開了徇私的口子，結果當然只會是私門一開、人心漸失了。

李世民不遺私恩

歷史上，這樣的反面教員，還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來頭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時也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據《資治通鑒》載，當時，太子李建成曾在某個晚上召李世民前來，卻在酒里下毒想殺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時，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賞功臣之時，李神通見房玄齡、杜如晦的功勞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為不服，跳出來說自己在關西起兵首先響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他們只不過“專弄刀筆”，功勞怎么比自己還高呢？估計李神通內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親，自己的功勞都應該是至高無上的。

結果，李世民一點面子也沒給他，直接把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給撕干凈了。李世民說：叔父你首先響應不假，但也是自己想擺脫災禍，竇建德侵吞山東，叔父你全軍覆沒，劉黑闥再次糾集余部，叔父你丟兵棄甲。這是先對李神通的功勞給了個實事求是的評價。接下來李世民說：“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吝惜），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勛臣同賞耳！”這等于是一面說房玄齡等的功勞的確比你大，一面說咱們雖親卻不能以私廢公?！安豢梢运蕉鳛E與勛臣同賞”，這話說得可謂擲地有聲，千載以下仍貫耳如雷。

李神通聽后有何表情，未見史書記載，是否口服心不服也不得而知。但這一番對話，效果奇佳，使爭功者不再相爭了，而靜待李世民之公道論功。史書如此記載：諸將相互議論“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這就是為上者大公無私，其下屬都很服氣，就都能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把精力用在干事上。

然而，下屬諸將這么想，但那些親戚、僚屬、身邊人未必這么想。當時，秦王府的那些舊僚屬未能升官的，漸漸地就有不少怨言：“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后。”他們的意思很明顯，這么多年鞍前馬后的，現在拜官封爵，反而都在前太子、齊王僚屬的后面，這很不合情理嘛。

顯然，在親戚、僚屬、身邊人那里，論事斷情的標準，只在親疏。他們從來不去想自己的能力如何，功勞怎樣。也不去想治國理政的大事，是應該能者居之還是親者居之的問題。

李世民對這些人的論調予以了駁斥，同樣是擲地有聲。他說：“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后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這段文言并不難理解，用今天的視角來解讀一下就是，居上位者大公無私，才能讓眾人心服。我們這些領導干部吃的穿的都是取自百姓，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設官定職都應是為百姓，理應擇賢才而用，決不可為私。哪能因為親疏而分彼此？如果與自己關系一般的很有賢能，與自己關系很鐵的很不成個樣子，怎么能舍賢能的人而用無能的人呢？如果我們不去判斷所任用的官員是否賢能，只是在那嗚里哇拉發議論、亂抱怨，這豈是為政之道？

漢武帝私其所愛

相形之下，漢武帝劉徹雖亦為雄主，但在處理公與私的問題上，就要遜色很多。比如，他進入晚年，開始用官職來徇私。李夫人是他的寵妾，卻紅顏薄命，染疾臨終之際，托武帝照顧她兄弟，漢武帝還就真敢拿官職作交易。

李廣利唯一的資本就是李夫人哥哥這個身份。就這個資本，漢武帝居然敢用將軍要職用來交換。任命他為貳師將軍，征討大宛國，期待以此立功而封侯。三年兩征大宛，損失幾萬兵力，耗費全國財富，所得微乎其微，卻仍因“戰功卓著”而受封海西侯。后來，李廣利投降匈奴，被漢武帝滅了三族。再后來，李廣利本人亦為匈奴人所殺。

對此，司馬光批評道：“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茍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

在司馬光看來，與其讓他通過建功而封侯，還不如直接封呢；漢武帝處理封國事務有見地，卻不擅長選擇將領。其實，這哪里是“無見”，根本原因則是私心太甚，一心想滿足寵妾的遺愿而已。因為自己喜歡某個人，就把他放在重要崗位，希望他建功立業，而不論其賢愚與否，這簡直就是自毀長城。如此以公徇私地玩下去，就很容易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