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高帶著投訴證物進入市食藥監局江北區分局。

一種湯料的外包裝上未標注適宜人群，胡高因此購買了數十包，并將超市和廠商告上法庭。雙方此前已多次對簿公堂。昨日，又到了胡高與被告、法院協商的開庭時間，在上次庭審結束時，胡高對被告喊道：“正好3·15，你喊記者來采訪、報道嘛，你看他們（記者）是支持你，還是支持我？”不過，雙方昨日并未如約開庭。

職業打假背后或有團隊操作

雙方上一次開庭是在2月初。

被告席上有兩個中年男子，一個是廠商代表，一個是銷售該商品的知名超市員工。巧的是，原告和被告三人都抽煙，雙方只有在休庭時溜出去才過個煙癮。而且由于只有胡高帶了火，被告還只得找原告“借個火”。

然而，原告們需要克制的不僅是煙癮，還有坐在對面的原告胡高的不耐煩。“你搞快點嘛！我下午還要去XX法院開庭。”看著手忙腳亂整理物件的胡高，廠商代表說。

他下午要面對的原告，疑似胡高的“團隊”，寄出起訴狀的地址、訴狀格式、訴訟理由、購買商品的批次都如出一轍。他毫不避諱地對胡高說，下午開庭就是“你們的人”，說“你們這樣搞，有什么意思”。對此，胡高未予回應。

這次開庭并無意外發生，和上幾次一樣：談崩了，不歡而散。

在質證時，被告方沒有像上次一樣爽快承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而是全盤否認，這多少讓胡高有些意外和慌亂。

四處找證據打假，他忙得團團轉

一個蛇皮口袋，十多個塑料袋，里面裝的都是證據。證據是啥？就是一種湯料，有袋裝的，也有罐裝的，大大小小的“雜包”，雜亂無序。

胡高認為這種湯料“未標注適宜人群”，已經違反了食藥監局的有關規定，存在食品安全隱患；被告則認為，這是商標瑕疵，且已召回。

在提交證據時，看著眼前的雜亂無序，書記員愣了一下，小票和商品對不上號，這是無法固定證據的。胡高也犯了難，他這次拿到法院的，除了本次庭審涉及的證據，還把接下來開庭（已立案）的證據也帶來了，本來就沒一一編號，現在就更亂了。

胡高整理了一陣，書記員也來幫忙，幾個人合力，才梳理好四十多包湯料及對應小票，剩余的部分湯料則需要胡高自行帶回擇日再交。胡高只好把散落一地的湯料包、湯料罐重新收起，一只手上掛了四五個塑料袋，另外一只手則提著蛇皮口袋。

“下次收還不是收，這次就把我這些（證據）收了噻……”

“還說呢，把你上次那堆瓜子領走，放在我們庫房也不是事兒啊。”書記員所說的“瓜子”，是前不久胡高狀告該瓜子的銷售和廠商的一起訴訟中所提供的證據。那起官司，胡高的訴訟請求沒有得到支持。

一袋幾塊錢的辣條可獲賠千元

從法院出來，胡高還有一件事要處理。他直奔重慶市食藥監局江北區分局，要投訴的是江北某超市的辣條，“里面添加了非法添加劑，這違反了《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

胡高告訴記者，發現這家超市辣條的問題后，他找過超市工作人員，提出意見，要求其下架，但對方并不積極，他自己買了部分，并決定“先投訴，后起訴”。

這不是胡高第一次來食藥監局了，他熟門熟路，很快找到了一個辦公室說明情況。對于胡高的投訴，工作人員表示需要進一步查實，如若屬實，這家超市就應受到相應處罰。

整個投訴持續了一個小時左右，最后胡高拿到了一張《受理通知書》。

對于買了多少袋辣條，胡高未予正面回應。這些辣條價格數元，若投訴所指屬實，將違反食品安全法有關規定，一旦起訴，將獲懲罰性賠償，最低金額為1000元。也就是說，一袋數元購入的辣條將獲賠千元。

“一切都不確定，投訴被查實、法院起訴判決、執行，等等，還有很多事要做。”胡高顯得不怎么樂觀。

不做廚師，改行做職業打假人

“你曉得最近央視曝光的XXX火鍋那事兒嗎？其實，關鍵視頻也是職業打假人進去拍的……”說起“職業打假人”幾個字，胡高顯得很興奮，不時向記者吐露點“業內訊息”。

胡高生于1990年，四川人，小學學歷，在從事“職業打假人”以前，他是個廚師。

2016年8月，胡高在成都某縣一家餐館當廚師，他從一家小超市買到了有異味的面包，拿去退貨時，卻遭到了老板的拒絕。老板否認自己賣過面包給他，“你憑啥子，把購物小票給我拿來！”

在垃圾桶里，胡高找到了購物小票，跟老板對質。對方看了他一眼，說了一句“你要去告，就去告……”并嘟囔了一句“你們這種人……”仍然拒絕退款。此后，胡高才弄明白，自己被當成了職業打假人。

在搜集了一些資料以后，胡高做了一個重要決定，不做廚師了，轉戰“職業打假”的領域。

《民事訴訟法》、《產品質量法》……這樣的專業書籍成了胡高的必讀品，一有空，他就會拿出來翻翻。涉及的其他法律條文，也一一從書店、電子書當中查閱。

找超市，找問題產品，寫辯論意見，搜尋類似案例……從初期尋找超市過期食品開始，到查找食品的非法添加，胡高在重慶和四川兩地開啟了“職業打假”生涯。

除了挨打，他還時常受到威脅

“很多人，主要是商家，都覺得職業打假人好吃懶做，只知道重復、反復購買，并以牟利為目的，提起訴訟。”胡高個人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他覺得從業者非常辛苦，有時還冒著生命危險。

2017年，在一起與某餐飲企業的訴訟案中，胡高和其西南地區負責人對簿公堂。也許是因為庭審時言辭過于激烈，對方情緒激動，在休庭期間，說著說著就給胡高臉上來了一拳。

后經雙方協商，打人者賠款4萬余元。那場官司支持了胡高的訴訟請求，對該企業作出懲罰性賠償。

除了挨打，胡高還時常受到來歷不明的威脅。“短信、電話，辱罵、威脅，什么樣措辭的都有……”

△滿地的證據“雜包”。

△市食藥監局江北區分局受理通知書。

■各方聲音

商家：他們非消費者，涉嫌借訴訟牟利

前不久，一商家向記者提供了胡高和他們在電話里的“談判”記錄，最后的結果是商家“告饒”，協商金額私了。

“我們支持正常的消費維權，對于職業打假人，哎……”受訪商家說，他們是做小食品的，本來利潤就薄。在一次出貨時，商標存在瑕疵，未標注適宜人群，正準備召回該批次產品，卻發現已被人搶購一空。

此后不久，他們就收到了法院的傳票，原告除了胡高，還有另外3人，都是“職業打假人”。幾個人在不同商場、同一時間一票（小票）一個商品的方式結算購買了數百袋該商品。

再后來，幾個人在主城區幾個法院分別起訴，輪流開庭，企業法人頻繁出庭應訴，有些應接不暇。

“他們根本不是消費者，涉嫌通過訴訟為自己牟利。”在商家提供的電話錄音里，胡高承認幾個人住在一起，是“師徒”。

僅出自該商家的統計，胡高等4人在各區級法院立案的數量達到一百多件，若全部獲勝，獲利百萬不難。

胡高：我只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活動

上游新聞·重慶晨報：你如何看待“職業打假人”？

胡高：我從來沒做過違法的事，只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活動。而且我認為我不是職業打假人，真正的職業打假人是工商、質檢、食藥監、公安打假辦。而我屬于什么身份呢？用啄木鳥形容更合適，或者是食安志愿者。

上游新聞·重慶晨報：有商家提供了電話錄音，說你在威脅對方。

胡高：沒有的事，對方如果認為我威脅他們了，可以報警，我愿意接受和配合任何調查。有幾次，反而是我自己遭到了威脅，報了警。

重慶晨報：每次打官司，你會想些什么？

胡高：每次打官司，都會做好最壞的打算，也就是打輸嘛。法律的尺度、判決的尺度，由法院、法官來把握，我會看很多判決書，手機上裝有“法條隨身查”和裁判文書網等App。

律師：“職業打假”有違立法原意

“我們是職業打假的團隊，想邀請陳主任及您的團隊加入。您有興趣及把握嗎？”前不久，重慶康渝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曄律師收到一條信息。

記者了解到，“職業打假團隊”在重慶并不鮮見，不少律師或法律人士表示曾和這個群體有接觸。“他們也有師傅帶徒弟的傳統，套路都無外乎那些，瞄準法律法規和法院的判決，起訴或協商解決，以獲取利益。”

“知假買假行為在食品領域，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這是近年來爭議頗多的話題……”國內知名的消費維權領域律師陳曄表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其內在動機到底是日常需要還是借此獲利，司法實踐中也確實難以確定一個合理的標準予以判斷，因為購買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而不屬于法律問題。

在陳曄看來，未證明其購買涉案食品的用途，其主觀上存在獲取高額賠償的明顯故意，就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對正常的秩序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精神，今后應該會有進一步的規范出臺。

■縱深

“職業打假” 有這兩種套路

記者采訪商家、職業打假人、律師及法律工作者，梳理出“職業打假”的兩種套路：

1. 購買“瑕疵”商品，向食藥監部門投訴，以消費者的身份，促使其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

2. 購買大批“瑕疵”商品，輪流向職能部門舉報、訴訟。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在訴訟過程中，通過談判，協商讓生產者、銷售者作出賠償。

不過，商家及法律人士表示，職業打假人在進行這些套路時，會事先摸清商家的底，查詢其實有資本、經營狀況等，看其是否“有資格”被打假，是否拿得出錢來。

■前景

牟利性打假行為 將逐步遏制

隨著“職業打假”的爭議，執法部門也不支持此種做法，有的職業打假人還被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

2014年，新《消法》的頒布，將消費欺詐的賠償額度提高至“退一賠三”。最高法發布司法解釋，首次明確支持對食品、藥品的知假買假。職業打假人又迎來“短暫的春天”。

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中指出，將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在最高法的文件出臺前后，動輒購買幾十件產品，然后以標簽瑕疵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向法院起訴索取10倍賠償的“打假”案件多被駁回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