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指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委員們認為關鍵在于人。

很多人說，搞財政的人，走到哪兒都愛給人家算賬。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就愛算賬，手里的兩本賬，一算就是30年———國家這本大賬里，他算的是政府公共消費的托底性；而在小家那本賬里，他覺得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源不在收入本身，而是要看人的潛力是否能被最大化地激發出來。消費就是激發這種潛力的“能手”，用現在的一句話，就是你都不愿意投資自己，誰還愿意投資你？

劉尚希甚至認為，消費能夠在提升人的價值的同時，消除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種“馬太效應”。

教育消費的貧窮導致能力的低下

劉尚希最大的期待是，在新時代里，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能真正被遏制。他說的這件事，因為理念很新，聽的人都屏聲靜氣，生怕漏聽一個名詞。

“人們常說，錢多的多消費，錢少的少消費，順著這個邏輯下去，那沒錢的就不消費。但你能說，沒錢的人真的就不消費嗎？”3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在經濟界別委員駐地，接受記者采訪的劉尚希反而先提了問。

錢很少的人為了維持生存，還是需要基本消費的。這或許是很多人心里的唯一答案。

“但如果每一個家庭的消費僅僅取決于其收入，富裕的家庭消費高，貧窮的家庭消費低，那這種貧富懸殊的情況會不會代際傳遞下去？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劉尚希又問。

以西部為代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是劉尚希在近30年財政科研工作中經常去的地方。這里有廣袤的土地，也承載著很多人對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夢想。但劉尚希每每來到此處，都會因為一種現實狀態而產生深思：“那里的人也懂得，自己家鄉經濟發展得不好，應該跟上其他地區的腳步，也想擺脫低端化，走產業升級的路子。但要推動這樣的升級，需要有人弄得懂，搞得來。可惜，能支撐做好這些事的人才太少了，反而是那些只能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力，倒有很多。”有人說這是經濟欠發達造成的人才儲備差距，但以湖南人的直率性格，劉尚希常常一句話說到點子上———這是教育文化消費的貧窮，導致的能力低下。

“我一直希望改變這種現狀。讓這些現在看上去并不屬于更高級的人力資源，能夠通過消費的改變，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或者在他們的孩子身上，發生質的提升。”劉尚希是農民的兒子，他和所有農民的兒子一樣，嘗過窮的滋味，受益于讀書給予的力量，一步步走向了個人事業的輝煌。但同時，他又比任何人都了解窮富、高能低能之間這種可怕的“代際復制”，要打破這種所謂的“輪回”，靠什么？1964年生于湖南桃江的劉尚希，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即便那時像他這樣的高學歷人才在國內并不多，即便那時他的同班同學絕大多數為了先富起來而下了海，但為了給這個問題找到一個合適的“中國答案”，他給自己貼上了中國收入分配的觀察者和研究者的標簽。

不花錢就能有錢嗎？

劉尚希1990年博士畢業，畢業后直接進入當時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工作，2016年初，他的工作單位改成了現在這個名字——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并由他擔任院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人們，對于貧富差距這個詞，似乎都沒多想。劉尚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時國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分配問題不是業界研究的重點，反而是搞活經濟、拉動經濟增長，是那時財政領域很多人愿意研究的“香餑餑”。

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分配的問題已經從經濟問題變成了社會話題，很多人希望通過分配機制調整，彌合貧富差距的鴻溝。劉尚希也見證了中國經濟發展后，人們對于富裕這個詞匯理解的變化，和對共同富裕的渴求。

“一代窮可以忍，不能代代窮。”要改變這一點，劉尚希說，我們不能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和彎路。

傳統的資本邏輯其實是物質的邏輯，這是很多西方學者畢生奉行的信條。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外國經濟學者，他們思考問題，以物為起點，以人為中介，也就是通過資本積累、通過勞動力參與，換來經濟的增長，最后還要回到物上來。

從這個角度看，很多人會發現，近幾十年來，很多發達國家在面對貧富差距問題時，要么利用所得稅，從收入上找平，要么在社會保障方面給貧困者“買單”。當然，這些做法短時間內使得一些國家的收入基尼系數降下來了。

劉尚希在過去30年里也同樣見證了一輪又一輪的救濟，給發達國家帶來的副作用，“用社會福利去改善貧富差距，貧困者可以不勞而獲，他自己的內在潛力無法被激發出來。”

結合自己的研究，劉尚希認為，在一些國家出現嚴重債務危機、經濟停滯不前的事實面前，能得出一條結論，那就是上面這些方法無法長遠地解決經濟發展、特別是人的發展問題。

人的發展問題如何解決？

“當年，我的博士論文就是收入分配循環論。”而在30年后，他得出的結論是，消費是一個人的成長過程。通過政府對消費的引導，加上公共消費對個人消費的托底和彌合，很多生活中的小人物，未來有可能一步步變成新時代新經濟需要的人才，借以改變他的個人和家庭命運，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從博士畢業就在財政部的研究機構工作，在社會上很多人把研究工作比喻為“象牙塔”之時，劉尚希的日常坐標又是在哪？

一個確定的工作地點是農村，他愛得深沉的那片土地。

他走過眾多村寨，總結出一條耐人尋味的“規律”，比如貧困的農民絕大多數是沒花錢的，有一點錢也攢著。因為這種“規律”，小孩子得不到足夠的營養，個子都長不高；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甚至喪失勞動能力；所受教育又少，缺少基本能力，窮根拔不掉。

不花錢就能有錢嗎？在劉尚希看來，暫時的物質貧困其實不可怕，怕的是永久性的能力貧困。“其實能力的貧困是因為消費的貧困，而消費的貧困似乎是收入的貧困，而收入很少，最終還會回到能力的問題上來。這就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怪圈之中，似乎貧困成為命中注定的了。”

所以，很多經濟學家設想從收入入手，調節分配差距，從而縮小消費差距，進而縮小能力差距，擺脫怪圈帶來的“馬太效應”，但在劉尚希看來，這種努力效果不佳，甚至有點徒勞。

“習近平總書記常說的一句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這個思想是解決貧富差距的良藥。”劉尚希說，落到實際，就要看從哪里出發，在哪里落腳。

具體來說，就是人的所有消費行為，最終應落到人力資本的積累上來。從經濟的角度看，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從社會的意義看，消費是人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起點。

早期，世界銀行對貧困者的評價標準是每天消費不足1美元，以消費能力來定義是否貧窮。在劉尚希的研究過程中，這樣的評價標準也給了他啟發。

沒錢的就不消費？在劉尚希看來，這里存在“想當然”的成分。

“比如說企業家有錢，他就會多花錢。但其實企業家的錢不可能都用于消費，他還要配置更多資源用在生產和創新上。”同樣，沒錢的就不消費了嗎？劉尚希說，沒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在市場領域不言自明；可在社會領域，若仍是如此，意味著兩極分化。如何讓沒錢的人也能有基本消費，從而獲得基本能力，貧富差距才能真正縮小。人的發展比物的分配更重要。

以人力資源的升華助力實現中國夢

在個人身上，消費的具體體現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們需要食物消費，以獲得基本營養；可以是教育消費，以確保起點上的公平；可以是醫療衛生消費，這是健康消費。

還可以是文化消費，這也是劉尚希非常喜歡的一種消費：“對于孩子而言，除了學校給予的，你可以到圖書館看書，聽音樂會，去博物館，這種文化的消費，對人力資本是很重要的，不消費，你的眼界就窄，能力就受限，收入就低。而如果我們只受到技能教育，而不包括道德教育、誠信教育，只追求掙快錢，不去創新，沒有底線，那社會就會變成互害的狀態，生產生活成本都會上升。”閑暇時光，劉尚希喜歡讀書，哲學、社會科學、中醫學，他說從中都能品讀到分配的邏輯。

如果個人消費不足，那么政府公共消費就要幫幫忙了。“未來如果能在農村地區有更多公共消費，那么，無論是職業農民的培養，還是轉為‘新市民’，農民這個群體的能力將會大大提升。”劉尚希格外關注農村公共服務的話題。

消費水平上去了，消費也未必能轉化為能力，如果只是當作福利來看待的話。這是劉尚希這些年探索中得出的另一條結論。

“比如大家都上大學了，名義上教育水平上去了，但質量不高，大學生有的還不如以前的高中生；比如有病能及時看，但最好是通過健康消費，做到治未病、少得病；再比如你們這些年輕人，動不動就買買買，必須說明，買這個動作本身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買了這個東西，使用了，人受益了，有助于人的發展，才算是真正完成了消費，否則消費只是沒收益的成本。”

“消費是一個經濟概念，也是一個社會概念。作為前者，消費受收入的約束；作為后者，消費是一種權利，即使是窮人，也擁有基本消費的權利，獲得一個人發展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只有約束資本、控制金錢，彰顯人的主體性，經濟的發展才會實現人的發展。而人力資源的升華，也必定能助力我們實現強國夢。”劉尚希信心滿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