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10日電(記者顧磊 齊波)每次出現在會場,姚明委員都是媒體“長槍短炮”瞄準的目標。他很少發表自己的見解,只是夾著公文包,邁著大步,匆匆走入會場。小組討論的現場,他安靜地坐在一旁,專注傾聽別人的聲音。

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 記者 齊波/攝

這10年,他在事業上邁出的步伐似乎更大———走了10年公益路,當了6年政協委員,干了1年籃協主席。仔細觀察他的每一步,“青少年體育”是其中蘊含的關鍵詞。

2014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6年5月發布的《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廣泛開展豐富多樣的青少年公益體育活動和運動項目技能培訓,促進青少年養成體育鍛煉習慣,掌握一項以上體育運動技能。

這意味著國家不僅要發展競技體育,還要讓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從“看體育”轉換到“參與體育”中來。無論身為籃協主席還是姚基金的創始人,姚明總是將目光投向孩子,他的發言與提案也總是與此相關。

少年強中國強,體育強中國強。如何讓體育的陽光溫暖每個孩子,是“姚委員”關注的長期命題。

體育公益需要專業化運作

記者:2007年9月14日,你與納什在北京共同發起姚納慈善賽。這次募集的善款,緊接著成為2008年正式成立姚基金的啟動資金。是什么讓您萌生了成立基金會來做慈善的想法?與您在NBA職業球員的經歷有關嗎?

姚明:之前我也曾經參與過諸多公益活動,并為一些公益項目代言,同時在NBA打球時也曾參與社區活動并捐款。2007年,納什找到我說想為中國青少年發展事業做一次慈善籌款,雙方共同發起了慈善賽。

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后,我意識到公益需要專業化、更加專注,需要組建專門的機構和團隊來執行,僅僅呼吁、捐贈是不夠的。

NBA的社區活動、美國的慈善文化、前火箭隊友穆托姆博的言傳身教等,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向善、助人的理念對我產生了重要影響。

記者:今年恰好是姚基金成立10周年。能否介紹10年來姚基金整體發展戰略層面經歷了哪些變化與迭代?您作為姚基金的創始人,如何評價姚基金的10年發展?對未來姚基金的發展又有何期待?

姚明:最初是為了災后重建,重點在鄉村學校的建設,建設了20多所希望小學,同時還援建了圖書室、電腦室、廚房等;后來發現鄉村體育和藝術的教育是最缺乏的,除了硬件,更多的是師資和能力。通過調研和討論,我們樹立了“以體育人”的核心理念,并于2012年啟動了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公益項目,致力于通過體育支教、籃球訓練、集訓和聯賽等方式,支持鄉村體育教育的軟硬件,讓每一個孩子都擁有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并通過體育來不斷完善自身性格和意志品質。

姚基金未來希望成為促進中國青少年健康發展事業特別是體育教育的先行者、創新者,我們未來會在促進青少年體育發展方面持續發力。目前,我們關注的重點是鄉村地區的青少年,未來也希望有能力讓所有青少年都能受益。

記者:姚基金成立之初,您曾強調“不希望突出自己在姚基金中的作用,而是突出基金的社會性”。如今看來,在“自己的作用”與“基金的社會性”兩者之間,是否已達到了平衡?

姚明:慈善事業不在于某個人做了多少事、捐了多少錢,而是在于每個人都能力所能及地做一點服務社會、幫助他人的事情。姚基金在成立之初,我們就致力于搭建一個平臺,讓更多的社會力量、愛心機構和個人都能有機會參與到幫助中國青少年成長的事業當中來。我本人作為發起人,出錢、出力、參與管理,這是責無旁貸的,但是我個人的力量還很微薄,中國青少年體育教育發展的任務還很重,推動更多的青少年接受體育教育的服務,不光需要家長、學校,更需要社會力量共同投入。就我本人而言,非常高興看到姚基金的團隊日趨壯大并且越來越專業,因此不需要我去做那些具體事情,但是我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我也會盡量多地安排時間去到一線,和那些志愿者、青少年們在一起。

慈善賽價值在于“以體育人”

記者:經過10年的積累與沉淀,姚基金慈善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成為公益領域的一個品牌活動,并且成為眾多城市爭相申辦的慈善公益籃球賽標桿,慈善賽的相關模式能否與我們分享?

姚明:目前,姚基金慈善賽是由中國籃協、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姚基金共同主辦,并且得到了申辦城市的地方政府、企業和贊助商的大力支持。姚基金慈善賽是唯一一個由NBA聯盟授權,允許聯盟球員在非賽季期間參與的慈善籃球賽事,所以是一種多方支持、合力參與的模式。

記者:我數次參加姚基金慈善賽活動,無論在四川還是福建,有很多精彩環節。其中最打動我的卻是4個字:以體育人。請您談談您個人層面“以體育人”理念的形成過程以及內涵?在姚基金的公益項目中,如何達到“以體育人”的效果?

姚明:體育和教育密不可分,某種意義上,體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我們通過各種途徑的調研和數據采集之后發現,每天參加30分鐘以上的運動,可以讓孩子在學業等方面更加出色,體育對于人格養成的意義更無需贅言。

在姚基金慈善賽的現場,第三節都是由從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中選拔出來的孩子們來打的,這是姚基金慈善賽的傳統和特色。我們讓孩子們在全場1萬多名球迷以及電視機前無數觀眾的注視下展現自己、發揮自己的特長和優勢,也培養了他們的信心。

通過參加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孩子們經歷了從參加選拔、培訓到比賽的每個階段,在這樣的過程中培養他們的團隊意識、學會與他人協同,當然也能勇敢地直面挑戰和挫折。

記者:依托姚基金慈善賽運作的經驗以及您在全世界的觀察,如何解決籃球運動在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尤其在偏遠貧困地區,如何讓更多孩子享受籃球帶來的快樂?

姚明:要了解當地的具體情況,不要隨便給建議,因為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就我曾去過的偏遠地區而言,那里缺乏體育老師,存在體育老師不被重視的現象,這一問題體現在教師人員配置與工資待遇方面。這與對教育的認識有關,當地的人們認為語數外等主科很重要,這是沒錯的,但體育也是教育的重要方面,我希望當地能夠提高對體育老師和體育課的重視程度。

體育發展需要系統性的長期建設

記者:據媒體調查,目前國民身體素質不容樂觀,提高素質可謂任重道遠。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要達到這一目標,您認為哪些方面應該加強?

姚明:開展全民健身活動,推進體育強國建設,需要做的事很多。什么是應該先做的?我認為要從需求和興趣上看。從根本上說,體育就是游戲(Game),比如說,我們怎么讓人們喜歡上打籃球?有幾個因素要考慮:一是籃球好不好玩,二是打籃球方不方便,三是成本高不高。所以,對應的,首先,我們應該能經常從電視上或體育場館中看到籃球比賽,多多接觸籃球比賽;第二,需要方便到達的場館,這就需要有關方面開展場地建設,因為籃球是團隊運動,還要看是否方便組隊,當然現在的移動互聯網為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三,參與此項運動是否會讓你付出很大的代價?目前來看,籃球運動的成本是不高的,有一身短衣褲和一雙球鞋就具備基本的條件了,然而其他成本呢?比如場地、培訓的成本會不會很高?還有,打籃球是需要付出時間成本的,如果你工作很忙,你的時間夠不夠?種種因素考慮起來,要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就應該系統性地考慮這些問題,從各方面滿足這些需求。

記者:接下來幾年,我國體育方面有很多大事,比如2019年的男籃世界杯和2022年的冬奧會,如何利用這些大型賽事真正地推進體育融入人們的生活與產業?

姚明:對推動一個運動行業來說,大型賽事有很強的標桿效應和旗幟效應,可以廣泛地吸引人們去關注這項運動的魅力。然而,體育運動的蓬勃壯大,光靠這一效應還不夠,它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以籃球為例,我們要把籃球做得更貼近社會,更易于使人去參與。比如我們針對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小籃球”,重新優化設計,降低籃筐高度,打造小型籃球場,慢慢引導,逐步讓孩子們產生對籃球的興趣。在成人籃球方面,我們還應考慮如何發展除了職業聯賽之外的各級業余聯賽,積極聯系各類企事業單位、行業機構等,為他們提供服務,將他們吸引過來,群策群力,推動籃球運動發展。

記者:您曾作為運動員參加過奧運會,擔任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火炬手。平昌冬奧會剛剛落幕,我們將迎來在中國舉辦的2022冬奧會。過去很多年,我們將奧運獎牌指標作為衡量國家體育強弱的標準,然而現在觀念變了。您去年在兩會曾發言認為:“體育強國不僅僅是金牌,體育產業不僅僅是金錢。”這些年來,您個人層面是如何理解奧運精神的?在當今時代,奧運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

姚明:應該辯證地看待獎牌指標。不管我們重不重視,金牌榜客觀上是存在的,拿金牌和奧運精神是不違背的。比賽有競爭,就有第一和第二,作為運動會的參與者,不管是教練員還是運動員,他們都想拿最好的成績。

另一方面,我們對待獎牌指標的態度如何,這是很重要的。前幾天我碰到新西蘭的籃球同行,隨口問他們這次冬奧會怎么樣。這位同行說:“我們贏了兩塊銅牌。”注意,他說的是“贏”了兩塊銅牌,而按照我們的習慣看法,銅牌似乎意味著輸掉了比賽,我們不會說“贏了銅牌”。這樣一個細微的差別,說明了彼此之間的態度不一樣。我不想去評論金牌和銅牌意味著誰贏誰輸,我只想說,態度是很重要的,體育運動是過程與結果的綜合,有了過程,就會必然地導致結果,然而我們怎么看待過程,這是下一屆奧運會值得關注的。

發展小籃球可實現“大夢想”

記者:過去5年,您就體育行業尤其是籃球運動的發展提交過多個提案,引起廣泛關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您關注的重點是什么?為什么關注?

姚明:我今年關注的仍然是推廣“小籃球”。“少年強中國強,體育強中國強”,在貫徹《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過程中,中國籃球協會按照國家體育總局整體部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在反復調研論證的基礎上,再次將發展“小籃球”提上日程,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研究制定了《小籃球規則》及《小籃球項目的發展規劃》。

“小籃球”和成人籃球不一樣。它不僅使用更小的球場,更矮的籃筐,更小的籃球,而且在規則設計上回歸了游戲本質,以適應12歲及以下男孩女孩身心發育特征。同時“小籃球”規則要求保證每個球員的上場時間,要求教練員以冷靜、沉著、有教養和友好的態度給球員們提供建議和指導,要求裁判員以和藹、友善、富有耐心和愛心的態度給球員們以引導和教育。

開展“小籃球”的意義在于,首先,可以降低籃球項目的門檻,讓更多的孩子更早地接觸籃球,喜愛籃球,強身健體,養成運動習慣;其次,通過參與集體項目,培養孩子們的領導力、執行力、團隊協作精神和溝通交流意識,培育健全人格;同時,可以拉動運動器材、運動裝備、教育培訓等相關產業發展;再者,其他國家經驗證明,開展“小籃球”有利于擴大籃球運動的群眾基礎,多出人才。

“小籃球”比賽1948年誕生在美國。1960年,西班牙人洛佩斯主導了西班牙“小籃球”器材標準和比賽規則,“小籃球”運動在西班牙快速發展,使得該國青少年籃球比賽成績明顯提升,并引起歐洲各國的注意,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西班牙,相繼開展“小籃球”運動。目前,我們在“小籃球”運動開展上落后于歐美,甚至落后于亞太地區的直接競爭對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需要迎頭趕上。

記者:在目前相對落后的形勢下,“小籃球”運動如何奮起直追?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您對“小籃球”的發展有何具體建議?

姚明:推廣“小籃球”方面,我有5點建議。

一是轉變觀念,重在參與。《小籃球規則》的核心是“參與、進步,比獲勝更重要”。這要求參與這項活動相關機構和個人,樹立寓教于樂、以體育人的理念,注重活動的廣泛開展和孩子們的快樂體驗。

二是政府主導,從校園入手。我認為,發展“小籃球”的目的在于從教育規律入手,通過體教高度融合,形成文化學習與體育鍛煉的良性互動。只有提高社會普及程度,形成鍛煉氛圍,才能提高孩子們的健康水平和我國籃球項目的整體水平。12歲以下的孩子都在校園,開展“小籃球”需要以校園為依托,需要教育行政部門的大力支持,建議通過政策引領,在全國范圍推廣《小籃球規則》,同時制定小籃球的課程標準,并進入學校的《體育教學大綱》,配備相應器材,使“小籃球”走進校園體育課,走進學生課外活動。

三是社會參與,形成聯動。從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情況來看,社會籃球培訓機構紛紛將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針對12歲以下孩子的初級籃球培訓市場。通過規范引導,社會機構可以與學校形成聯動,共同提高“小籃球”的社會參與度。

四是制定標準,形成規范。目前我國缺乏統一的“小籃球”標準,包括場地器材標準、教育培訓標準。因此,我建議由體育部門、教育部門、社會機構、行業專家、企業代表組成工作小組,按照《小籃球規則》的要求,制定規范統一,結合現實情況,符合發展要求的行業標準。

五是多方支持、開展聯賽。目前,全國各個地方籃球協會網絡已初步建立起來。建議各級地方協會積極與當地教育部門溝通配合,開展“小籃球”運動,培訓基層學校的教練員、裁判員及體育老師,配合學校開展“小籃球”相關活動。對于中國籃協來說,我們要凝聚社會力量,降低參與門檻,建立中國“小籃球”聯賽體系,以競賽為杠桿,激發學校、社會的參與熱情,為每一個有興趣的孩子提供參賽機會,讓“小籃球”落地生根。同時,以《小籃球規則》和《青少年兒童運動員等級制度》為驅動,建立“教練員培訓、大數據、技術標準、假期訓練營”4個系統,為項目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

記者: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過去5年,您在履行委員職責方面有諸多行動,比如“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意見被采納,就籃球可持續發展、推廣專項體育課、盤活體育場館等提出相關提案。您如何評價自己過去5年的履職經歷?有哪些經驗和體會?未來5年,您對履職又有何計劃?

姚明:對我來說,政協是一個“寶庫”。在這兒,我學習到很多經驗,結交了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獲得了很多靈感和想法。如果僅僅從狹隘的體育行業去看,視野會很窄,其實體育是個非常寬泛的行業,每年在參加全國兩會的這段時間里,我可以和很多不同行業的人交流,他們都有體育愛好,都會聊到體育,會帶給我審視這個行業的不同角度,在其他地方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未來5年,我將繼續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希望可以多觀察,謹慎、認真地寫一些有質量的提案。我也會聚焦體育,但是我們理解的體育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它包括競技體育以及體育在社會中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