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連老人生于1928年，山西省武鄉縣人。抗戰期間，她曾兩次被抓到據點，被迫成為日軍性奴隸。1946年，日軍還一直占領著當地的南溝，李愛連被關押在南溝據點幾十天，直到日軍撤離據點，她才得以回家。

這段經歷給老人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很長時間內她都不愿與人聊起這些往事。在2017年上映的電影《二十二》中，她對著鏡頭回憶了被日軍凌辱的過程，拍攝過程中，導演曾因為老人的敘述太讓人痛心，表示拍不下去。她離去以后，影片所記錄的22位老人，幸存于世的只剩下7位。

作為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的受害者和見證者，“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就是活著的歷史。她們每個人的離去，都令那段歷史敘述少了一分生動性。受制于生命規律，“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最終都將離開這個世界。可作為一種歷史的刻度，她們的離去，并沒有帶走“歷史”，也絕不應該導致生者遺忘歷史。

“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不是一個抽象的標簽和符號，而是活生生的人與歷史。在電影《二十二》里，不少“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已經不太愿意提及和觸碰那段歷史。對于具體的受害者個體而言，沉默或可視作是一種歲月沉淀后的“自我療傷”，但她們的遭遇所對應的那段民族共有的傷害和屈辱史，不應該通過沉默與遺忘來“化解”。

現實中，“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不僅面臨著生活上的困難，也承受了太多不應該承受的道德壓力。比如，戴“有色眼鏡”看待“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群體的觀念仍多多少少存在；電影《二十二》播出后，片中的人物截圖竟被制作成了輕佻的表情包；再比如，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臨拆遷，引發爭議，有人認為該留，有歷史意義；有人認為該拆，“慰安所”在上海很多，這個不一定要留下，且該建筑位于學校旁邊，影響不好；有的學生覺得難以啟齒……

盡管近年來已有不少民間力量開始正視那段歷史，關注“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的生活境況，但這顯然還不夠。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說過，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的心靈就會茫然地游蕩。銘記每一位歷史悲劇事件受害者的遭遇，在他們幸存時，為他們提供足夠的人道關懷，并通過他們的個體遭遇，通向對更廣闊歷史真相的理解和反思，這是“讓過去照亮未來”的基本路徑。銘記“慰安婦”制度的歷史，不是為了強化仇恨，而是要避免悲劇的重演。

對于仍在世的幾位“慰安婦”制度幸存受害者而言，我們對那段歷史的銘記與記錄，能夠趕上他們“凋零”的步伐嗎？終有一天，他們都將離開這個世界，這是不是意味著關于那段歷史的記憶，也將徹底煙消云散？在遺忘到來前，我們還有哪些該做而未做的，我們能否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