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原以為從醫十幾年的我，在看過無數人間冷暖之后的今天，再看到這句話不會再感動。可事實卻是，當我看到某位朋友的微信個性簽名改成了這句話，還是想走過去擁抱他。

沒有仁愛之心，做不好醫者

醫生就是這樣一個飽含仁愛之術的職業。講幾個小故事吧：

在北大醫學部讀大二的時候，久病的媽媽突然離開了我。當我和父親趕到北醫三院的時候，媽媽體溫尚在，人卻已遠逝。

悲慟自不必言，該承受的東西，總是沉重。醫護人員也因為沒有更早地發現和通知家屬，而表現出一些擔心。但是，我的父親卻面向一位進修的大夫，深深地鞠躬，流著淚說：“謝謝您！謝謝您昨天說的話。”坦率地說，那位大夫的外表并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口紅涂得太重，說話聲音太大，多少有些張揚，與一般的進修醫生低聲內斂的樣子不符。但是，就在前一天查房時，這位醫生對我媽媽講：“你真有福氣喲，老伴對你這么好，我見過多少得你這樣病的，都離婚了，你看你老伴一直這么疼你、照顧你，真是太有福氣了！”父親說：“大夫，你說完這些話，我愛人就笑了。她病得那么重，燈盡油枯，很久沒有笑過了。就因為你這句話，她笑了。今天她走了，給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昨天的笑容。”淚眼蒙眬之間，我望著北大醫學部的操場，默默地發誓：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為醫生，即便可以看淡生死，也要安慰人的心靈。

后來我真的如愿做了醫生，而且如愿做了兒科醫生。我迎接過許多初生的嬰兒，也送走過不少家中的獨子。我深深感動于經歷過生死之痛的媽媽送給新生兒的親吻，也難以忘記失獨的父母在亡子耳旁的哭泣。我看見過千難萬險也要一起承擔的父母，也遇到過孩子重病卻還反目的夫妻。

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再到副主任醫師，一步一個臺階，我的醫術也隨之進步。但醫學的深奧與復雜卻不可以這樣簡單地概括，甚至有時候在疾病面前，作為醫生的我們真的勢單力薄，但更多時候，即便不能治愈，我們也可以盡綿薄之力。

在當住院總醫師的時候，我曾經搶救過一個白血病繼發敗血癥、嚴重感染中毒性休克的9歲男孩。那種醫學與死神對抗的感受，不親身體會無法用語言描述。在經過整整一天的搏斗之后，孩子的各項生命體征都已穩定，精神狀況也明顯好轉，男孩和媽媽都對我笑了，男孩拉著我的手，說：“謝謝阿姨！你快回家休息吧！”他的手很暖，我摸了摸他的頭，微笑又帶著牽掛地離開了。

可我回家睡了幾個小時再趕往醫院，與這位白血病男孩已經天人永隔。一早孩子媽媽看見我，竟一把抱住了我，那一刻，我潸然淚下！我知道自己盡力了，但是這一場仗，我還是打輸了！我不知道該怎么安慰這位悲痛的母親，但是我知道，我可以陪她走一走。這位孤單的母親，從外地來北京，孩子走得太突然，都沒來得及通知家人。我就一直陪著她，陪著她把孩子送到太平間，陪著她跟孩子一起說話，她抬起手，輕輕撕下孩子嘴唇上皸裂的皮，溫柔地說：“每次我要給你撕，你都不同意，這一次，你就讓我撕了吧。”我聽到了她心碎的聲音，而我的心，也跟她一起碎了……

那一個上午，孩子媽媽跟我說了很多話。我陪著她，不能替她承受痛苦，但可以幫她分擔一點點的憂傷。直到她的家人和朋友趕來，有人能扶著她走下去。

有的同事不能理解，問我：“你還陪家屬去太平間？”是的，我陪過，而且是很多次——有的時候，只是送一送；有的時候，會待一會兒；還有的時候，會陪家屬辦理手續，或者讓他們靠一靠。我的工作很多，做了這些事，我一定要加班開醫囑、寫病歷，但是我不能不做，因為我體會過死亡的冰冷和突然面對死亡時的不知所措。

“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

醫學也一定有無奈的時候。但是，正如我現在所在的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急重癥部部長陳旭巖所說“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其他條件沒法滿足的時候，往往是一個醫生最痛苦的時候。

2013年11月，我收治了一對新生兒。這是一對早產的雙胞胎，哥哥有外科畸形，直接轉到了北京兒童醫院外科做手術，弟弟只有1200g，生命力極弱，一出生就轉到我當時工作的醫院兒科上了呼吸機。孩子們的爸爸在裝修隊當水電工，孩子的媽媽是位倉庫保管員，砸鍋賣鐵又借遍了所有的親戚朋友，也只有幾萬塊錢。最先和孩子爸爸談話的是位年輕的大夫，她對我說：“晁姐，我談不下去了，他真的沒有錢，又不愿意放棄，他就那么蹲著啊！”后來的很多次，我反復和孩子爸爸、奶奶談話，孩子爸爸果然就是一直蹲著，揪著自己的頭發，除了嘆氣和哭泣，沒有其他的聲音。我也只有嘆氣，孩子的病可以治，可是錢該怎么辦呢？我能讓他們抱走這個1200g無法自主呼吸、更無法吃奶的孩子嗎？那將不是自生自滅，而是只有自滅沒有自生！所以，我不能放棄。

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因為經濟原因不得不放棄的人，但是這一次，我真的不想放棄，兩個鮮活的生命，一個溫暖的家庭，就算不是我親手打破，看著他們破，也足以讓我負疚終生。

無奈之中，我沒有和他們家人商量，就撥通了一家報社的熱線。這家媒體的記者告訴我，他們每天都會接到這種求助電話，但是醫生親自打來還是第一次，所以報社很重視，記者也很快就趕過來了。我深知，呼吁社會捐款是一件很容易辦錯的事，因為現在的社會捐款缺乏有效的管理，在這里面，可能有欺騙，有濫用，我們甚至見過社會上的好心人士捐了款，家長帶著錢跑了，不給孩子治病的事。因此，當醫生面對病人的貧苦，更多的是無奈，而不是挺身而出。那段時間，我心中充滿了各種隱憂，但我仍然不想也不能放棄。

媒體的宣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來，兩個孩子都歷經艱險平安出院。再后來，一直追蹤報道此事的蔣姓記者和我成了朋友。

一年后的平安夜，我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曹（晁）大夫您好！我是……我剛跟將（蔣）哥在一起要的您的號碼……祝您平安夜快樂！好人一生平安！謝謝您！兩個寶寶現在都挺健康的。”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父親，語言樸實無華，甚至把我和記者的姓全寫錯了，平時我特別介意別人寫錯我的姓氏，不過這次沒關系，孩子好，比什么都重要。

于丹曾經說過：“人在歲月流光中走過來，心會變得越來越柔軟，心會變得越來越堅強。我們因為柔軟悲天憫人，我們因為堅強穿越苦難。”是的，我的年齡不長，閱歷尚淺，但是從醫的這十幾年，我正是在柔軟和堅強中穿梭前行。這個前行的過程中有遺憾，但無悔無怨……

（作者系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兒科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