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致公黨中央理論研究會、黨務研究會和致公黨江蘇省委會在江蘇常州聯合舉辦紀念中國致公黨『三大』召開70周年理論研討會

2017年是致公黨“三大”召開70周年。時光荏苒，歲月變遷。重溫70年前那次讓致公黨浴火重生的歷史轉折，那些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和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依然深深地打動著我們，給予我們“不忘合作初心”的信念與力量。

致公黨由愛國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總堂發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致公黨建黨初期，中央總部設在香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寇占領，致公黨總部被迫停止活動，而各國各地區的致公黨（堂）組織仍然和所在國及地區的人民一道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違背全國人民的愿望，悍然發動內戰，妄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民主力量，實行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軍民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開展了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中國正面臨何處去的抉擇。

同時，包括致公黨等在內的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動下，普遍覺悟到必須結束一黨專政，還政于民，強烈要求實現國家民主化，要求讓人民參政，行使國家主人的權力。他們積極開展各種政治活動，希望通過和平道路實現中國的政治改革，把中國逐步建成為一個民主政治國家。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愛國力量，包括海外僑胞，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兩個中國之命運》和《論聯合政府》兩部論著，使致公黨人對爭取國家民主復興的道路更加明確，他們深深地感到，曙光就在前面。

抗日戰爭后期及勝利后，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華南分局同志的引導、支持和幫助，使致公黨人認清了形勢，明確了方向，決心恢復致公黨組織，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的致公黨老一輩領導人黃鼎臣（致公黨第七、八屆中央主席）、伍覺天（致公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副主席）都曾寫下回憶文章，他們生動的敘述再次將我們帶回到那一段振奮人心的歷史之中。

1940年底，黃鼎臣被重慶《新華日報》聘為醫藥衛生顧問。在渝期間，他曾與司徒美堂、陳其尤等致公黨上層人士有過接觸，并配合幫助他們了解情況。中共華南分局許滌新同志當時從事聯系民主人士的工作，由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許滌新征求黃鼎臣意見，希望他為聯系致公黨做些工作。黃鼎臣欣然同意，接受了這個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

1942年秋，伍覺天從澳門回到重慶。在一次聚會中，他與許滌新相遇。相談間，許滌新直言道：“國民黨陰謀制造‘皖南事變’后，蔣介石的反動面目更加明顯了，幾位從國外不避艱險回國來參加國民黨的所謂‘參政會’的正直僑領，莫不憤恨萬分。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因此，重新恢復致公黨中央總部活動，對聯系海外華僑，參加中國的革命斗爭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痹S滌新還強調：“當然，恢復致公黨中央組織的工作，不會一點問題也沒有，在具體工作中，中共方面將義不容辭地給予幫助。”這次談話使伍覺天深刻認識到華僑和祖國革命事業息息相關，恢復致公黨中央總部工作是祖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多年后伍覺天在《憶與許滌新同志的一次長談》一文中回憶起這段往事：“祖國在召喚，我決定把參加這項工作作為踏上祖國革命斗爭道路的堅實一步?！?/p>

1945年年底，陳其尤回到香港，著手恢復致公黨的組織活動。1946年4月底黃鼎臣應陳其尤邀請，前往香港參加致公黨中央干事會會議。陳其尤將國民黨企圖拉攏致公黨，但遭到了陳其尤、陳演生等人斷然拒絕的情況對黃鼎臣坦誠相告，并真誠希望他參與幫助重建致公黨。會議上，黃鼎臣深入分析了國共兩黨關系和抗戰勝利后的時局，指出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間黨派沒有中立余地，致公黨應該參加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這一主張得到了其他與會成員的贊同。會后，黃鼎臣經陳其尤介紹加入中國致公黨，開始正式參與致公黨重建工作。

從1946年年中到1947年4月間，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伍覺天等在香港和廣州兩地為恢復致公黨組織進行了大量工作。當時，華南分局的方方、許滌新、連貫、饒章鳳等都對致公黨的重建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和指導，還介紹了一些民主進步人士加入致公黨。

黃鼎臣記錄下了這段歷史。在《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永放光芒》一書中，我們看到這樣的描述：“正是由于得到中共華南分局連貫、許滌新同志的正確指導，我們積極爭取致公黨的上層人士，推動致公黨召開‘三大’，進行改組，發表聲明反對美蔣互相勾結發動內戰，支持中共的正確主張，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使致公黨成為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

陳其尤先后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華南分局同志的引導，思想上產生了飛躍，積極主張恢復致公黨，并且加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思想上的進步影響并帶動了致公黨總部其他成員的思想轉變。他和陳演生、黃鼎臣、伍覺天等在香港帶領在港同志積極進行恢復致公黨組織的工作，同時在中共華南分局的指導下，與中共密切合作，旗幟鮮明地開展了一系列爭取國內和平民主的斗爭。

1946年11月2日，《中國致公黨對時局意見》發表，意見提出：應該按照“政協”（即“舊政協”）決議，由改組后的民主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譴責國民黨不顧“政協”決議，單獨宣布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指出此種舉措可能引起全國分裂的危險；要求美國政府改變其對華的錯誤政策，立即撤出駐華美軍，停止助長中國內戰之一切物資援助，并聲明致公黨愿與為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的任何黨派攜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中國致公黨對時局宣言》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立即取消“欽定”的偽憲法，立即實施關于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四項諾言；立即釋放除漢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由國共雙方協商全面停戰，實現和平；擴大黨派協商會議，遵循“政協”的路線及精神，解決國是爭端。宣言還譴責國民黨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護僑政策，為廣大海外華僑的利益奔走呼號。

通過發表一系列聲明，致公黨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援助蔣介石政府發動內戰的政策是中國社會不安、民族危機的總根源。這一時期，致公黨的組織活動逐漸恢復并且成為民主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形成有力支持，同時也擴大了致公黨在國內外的影響，從而為召開致公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作了政治上、組織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討論修改了《中國致公黨政綱》和《中國致公黨章程》，發表了《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告海外僑胞書》。

致公黨『三大』討論修改的《中國致公黨政綱》

《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

政綱的總綱中，針對國內形勢提出了政治主張：“反對個人獨裁一黨專政，而主張民主政治”“抗戰既獲勝利，國家必須和平”“武力統一，實為戰亂之源，是為人民大眾之所反對，亦為本黨一向所堅決反對”“只有在和平民主團結中求統一，方可建設新中國之目的”。大會宣言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國內、國際重大方針政策的有力呼應，并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表明致公黨在觀察和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上，已上升到新民主主義的高度。這時致公黨的性質已發生重大變化，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即舊民主主義）政黨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政黨。這是致公黨歷史的重大轉折。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同志對致公黨“三大”的召開給予了既嚴謹又細心的指導和幫助，令黃鼎臣、伍覺天等十分感動。致公黨“三大”會議期間，連貫等同志每天下午都和致公黨同志見面，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提出建議。他說：“致公黨是第一個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民主政黨，一舉一動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一切公開的文件都要慎重，不然就會受到損失?！痹凇吨袊鹿h章程（草稿）》中曾有這樣一句話“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連貫同志看后，建議改成“耕者有其田”。因為，抗戰勝利后，許多華僑用僑匯到國內購買了一些土地，但沒有以剝削農民所得作為生活來源，對待這些華僑地主與對待其他地主應該有所區別，具體做法當另作規定。“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顧華僑、僑眷的感情，更體現出致公黨作為“僑黨”的特點，從而避免引起華僑的誤會，更有利于團結海外僑胞。

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及“三大”以后發表的重要文件和文章

致公黨“三大”發表的《致杜魯門總統文》

致公黨“三大”還發表了《致杜魯門電文》，抗議美國援助蔣介石進行內戰。這是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后第一個對外文件。這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致公黨內雖然有英文水平較高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寫此類政治文件的經驗。連貫同志介紹了《華商報》的薩空了先生，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此后，致公黨起草其他重要的公開發表的文件，也得到了《華商報》的幫助。

1948年10月18日，在香港的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等為即將啟程返美的司徒美堂舉行餞別會。已是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親身體會到中國致公黨在加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后所煥發出的革命活力與斗志，頗為感慨。在其隨后發表于香港各報的題為《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聲明》中，司徒美堂對致公黨“三大”表示支持和贊揚：“陳其尤同志等所繼續組織之致公黨，民國二十年在港組中央黨部時，美堂已親自出席，加以簽字贊同。今能徹底整頓，奮發前進，揭民主政治之大旗，為新政治協商，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堅決奮斗，美堂以洪門老人之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贊助”，“中國致公黨的民主工作，乃洪門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須團結并進，以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成功?！?/span>實際上，在陳其尤等積極籌劃重建致公黨的同時，司徒美堂也在為重建致公黨而努力，但未能成功。因此，這則聲明是司徒美堂在經歷實踐挫折、重新思考后發出的一番肺腑之言。

早在1945年初，在司徒美堂等洪門致公堂領導人的倡議下，美洲洪門致公堂在紐約市召開“美洲洪門懇親大會”，美國、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馬、巴西、牙買加等國致公黨（堂）組織派代表出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洪門致公黨”，司徒美堂被選為該黨美洲總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黨（堂）紛紛改名為中國洪門致公黨分部或支部。大會通過了黨綱和對時局宣言，表示要“以華僑資本和人力參加復興中國的建設”。洪門人士主持的報紙和其他幾家華僑報紙，聯合發出《十報宣言》，要求“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于民，召開國民會議，成立民主政府?！边@次重建致公黨的主張是正確的，但不能算組黨成功：一是其政綱內容幾乎與致公黨“二大”的政綱完全一致，不能適應國內形勢的發展；二是局限于美洲范圍；三是實質上仍“黨堂不分”。

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國洪門致公黨代表團回國，一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代表團到達國內時，政治協商會議已經結束，故未能開展有關活動）；二是在上海召開“五洲洪門懇親大會”，進一步組織一個五洲范圍的中國洪門致公黨，以便代表海外華僑參與國是。代表團回國前，司徒美堂分別致電中共、民盟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當即表示歡迎，惟蔣介石不予答復。6月初，司徒美堂赴南京面見蔣介石，提出海外洪門到國內立案組黨要求，蔣介石不便當面拒絕，命吳鐵城與司徒美堂詳細商談，實際上只是敷衍，并設法加以控制。6月17日，司徒美堂就洪門組黨一事對記者發表談話，提出：“方今最要之圖，即各黨各派，真誠合作，務須停止內戰早日求和平實現，為民族福利，俾新中國得早建設?！笔Y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對內戰的立場后，立即指使吳鐵城斷然拒絕司徒美堂組建中國洪門致公黨的要求。

當時，司徒美堂面對復雜的形勢，又缺乏政治經驗，對蔣介石還抱有一絲幻想，很快陷入國民黨勢力的重圍之中。在國民黨CC系陳立夫、陳果夫的操縱之下，制造了一個“中國洪門民治黨”，司徒美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黨內事務完全由CC系分子把持。中國洪門民治黨成立不久，司徒美堂很快看出CC系分子實際控制了洪門民治黨，自己是有職無權。1947年7月，失望的司徒美堂在上海各報發表“脫離民治黨聲明”。聲明大意是：本人對民治黨所作所為，不表贊同，自即日起，脫離民治黨一切職務。隨后轉赴香港，重返美國，重新考慮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重組五洲統一的華僑政黨的活動就此告敗，但他在斗爭的實踐中，吸取了重要的經驗教訓，認清了形勢和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思想政治上不斷進步，開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轉變。致公黨“三大”的召開，也讓他深刻感受到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深厚情誼。

時光飛逝，如白駒過隙。致公黨“三大”距今已走過70個年頭，但“三大”精神永遠是中國致公黨發展史上值得珍視的政治財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70年來，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同心，肝膽相照；與共和國同經風雨，共鑄輝煌。70年的風雨滄桑告訴我們，致公黨自身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下，才選擇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正如黃鼎臣這位致公黨歷史重大轉折的親歷者、見證者所感悟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致公黨?！?/p>

（作者：王宋大系致公黨中央原副主席，邱國義系致公黨中央原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