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寧波一名小學生把巧克力帶到學校，被同學發現后向老師告狀了。而老師的處理方式則是有點出人意料：懲罰了告密學生。這一懲罰，在網上贏得了網友的叫好。

對于事件中的小學生來說，說是“懲罰”，其實只是批評了兩句而已，不過老師的態度已經十分明確：不鼓勵甚至反對“告密”。特別是考慮到“告密”的直接動機是“討零食吃而不得”，就顯得更不可取。

并不是說違反校紀校規就是理所應當的。但校紀校規的意義在于，為學生自律和校方管理提供標準，而不是作為“告密”的依據。事實上，報道中被“告發”的小朋友，也受到了沒收零食的處罰。

這也不是鼓勵所有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是應該分清通常意義上的“舉報”與“告密”的區別。前者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后者則大多指向個體，甚至存有某種個人目的，或為“損人”，或為“利己”，或兩者兼有。

簡單舉個例子，舉報商家制假售假、舉報考場有人作弊，相比向上級反映有人私下抱怨工作辛苦、吐槽領導嚴厲，性質上的區別一目了然。放到報道中的場景，舉報有人欺負同學，和告發同學私帶零食，顯然也是不同的。

從對當事老師一片點贊聲中，不難發現對“告密者”和告密行為的排斥和反感，符合公眾普遍的情感。不過略有遺憾的是，縱觀過往的相關報道，把學生之間的“告密”作為一種管理手段，甚至事實上形成鼓勵的教育方式，也時有出現。

前不久，南京某學校曝出消息，校方要求學生會干部對偷偷在廁所吸煙的學生拍照取證。此前，還曾有報道稱，有學校采用類似的方式對付在校內“與異性舉止親密”的學生。

如果按前述的標準，一旦有同學在公共場合吸煙影響他人，當然可以行使舉報權。但簡單將管理責任交給學生，并鼓勵在私密場合拍照取證，付出的代價就是破壞同學間相互信任的關系，甚至相互猜疑。對處在成長階段的學生而言，并無好處，對“告密者”本人亦是如此。

就此次發生的事件而言，我們為學生們能有這樣的老師而欣慰。而在更廣的范圍內，當事教師所秉承的教育理念和處理方式，也是在提醒教育從業者們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