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08年“0分”考生徐孟南進行了2018年的高考報名，時隔十年，當年的這位“白卷”考生，希望能夠重返高考考場。

2008年第一次參加高考，徐孟南并沒有在考卷上填寫正確答案，而是寫了滿篇自己的“教育宣言”，注定，這樣的考卷也無法將他送入大學。零分惹來同學、親友的疑惑、嘆息，但徐孟南沒有一絲后悔，他主動向安徽、上海的媒體報料，引來幾家媒體的報道，看到自己名字被寫進新聞報道里，徐孟南十分激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心跳加快，我成名了，我言中了！會有出版商肯出版我的小說了！父母不會再說我寫的東西沒用了！別人不會再誤解我了！我成功了！”

但是，走出考場十年，他輾轉在各地的工廠打工，成家生子，但是他漸漸覺得，當年的做法“太不值”。

徐孟南顯然不是高考場上唯一的故意交白卷者，2007年湖南考生陳圣章、2008年李堅、2010年張皎等等，都是基于厭學、反對應試教育甚至炒作而自我中斷正常的教育前途。戲劇化的是，這些當年交白卷的“英勇”考生，后來又大多重新參加高考或者過上了與自己設想所大相徑庭的平淡生活。當年交白卷時宣稱的“讀書無用論”，在現實面前顯得蒼白而又無力。

如果回到“讀書無用論”提出的大背景下，可以發現，中國教育體制附屬的應試教育、偏重學術理論、評價體系單一，對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現狀確實多有掣肘。比如，難道我們在柴米油鹽之中，需要三角函數、微積分作為標桿、公式去衡量生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問題在于，社會評價與選拔人才的視角實在太多，而通過考試公平選拔、唯才是舉，其實無可厚非。中國形成科舉選官的歷史，就是從血緣、社會地位、權力結構、財富優勢各種先前資源以外，發展為知識選拔的歷史。縱然從科舉到今日的高考，都難免存在應試的弊端，卻不能否認其合理推動社會人才流動的正向作用。“寒門出貴子”在今日已經不是稀奇事，如果囿于高考的形式而將其全盤否定，恐怕有失偏頗。

退一步說，徐孟南等人或許不能思及高考制度的宏觀效益，但當自己流轉于各種工廠流血流汗，徐孟南也會感嘆道：“我以前上了大專或者大學的同學，他們的工作都有比較充分的業余時間，光這個就讓我很羨慕。有的時候我也會想，當年的做法可能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如果當時認真答題，可能現在會是另外的一種人生。”一紙文憑，之所以被用人單位看重，不能不說有其學校聲譽的影響，雙一流、985、211學校文憑特別吃香或許也真的與校名密切勾連。但是，我們有沒有細想，文憑更是個人學習經歷、技能掌握程度的有力證明。文憑背后，是四年的專業浸養與通識教育，是人才的精準分流發展。用人單位認可的，是校名背后該生的能力，而不是文憑這張冰冷的紙。因此，沒有文憑，無異于沒有能力鑒證，再來空談經驗幾何、能力幾何，在全民教育蓬勃發展、社會分工愈加明晰的今日不太實際。在高考交白卷的刺激之后，人生的白卷可能就會隨之而來。

更何況，即使人才社會流動與個人向上發展不被“讀書無用論”者重視，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教育對個人正常安穩生活的有用性。實際上，基本的受教育知識與應對生活狀況技能，看似各自獨立，無形之中卻擁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可見，“讀書無用論”作為一個偽命題之所以依舊在一些人心中地位堅挺，關鍵是看，我們讀的是什么書，又是如何讀的書。如果我們能夠明白，我們讀的書，是有益人的一生，有益社會發展的“活書”，而不是單純應對高考的“死書”；我們的讀書方式，應當是為人生負責，而不是為了一時意氣，更不是為了炒作成名，則“讀書無用”就難免成為笑談。

畢竟，年少難免輕狂，但人生發展的機會不會因為年少而稍加停留。

重要的是，中國的教育體制需要在應試之后豐富人才評價體系，促進人才德才兼備，讓每一個學生都能認識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前途。如此，或許徐孟南們就不會因為高考交白卷而悔恨不已，因為他們可以看清高考白卷之后的，很可能就是顛覆的生活和人生的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