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記者體驗了找“代駕”及代駕應聘，發現代駕行業存在不少亂象：各個互聯網代駕平臺司機與私人代駕并存，酒吧自營代駕，平臺代駕隨意接私單，黑車司機兼職代駕等。此前，新京報還調查披露了黑代駕的“地下生意”，其中不乏拍裸照敲詐，搶地盤打群架等極端現象。

2011年，酒駕入刑正式生效，以酒后代駕為最大應用場景的代駕市場隨之應聲壯大。如今，幾乎每個城市深夜的餐飲、娛樂場所，都能看到“趴活”的代駕司機。而今年8月發布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16年全國代駕行業的總訂單已超過2.53億單，總產值達154億元。考慮到這不包括很多線下私單，代駕市場實際規模恐怕遠超該數字。

但正如媒體的調查所示，這樣一個日漸龐大的市場，其管理和規范卻遠未同步成熟。雖然不能將媒體揭露的亂象等同于代駕市場的全貌，但目前代駕行業整體上仍處于無主管單位、無行業規范的狀態，是客觀事實。

這樣的狀態所蘊含的風險和隱患，主要表現為，代駕與乘客之間的權責界定缺乏法律約束。如不少代駕交易的達成，都屬于乘客與“黑代駕”的私下行為，價格、服務保障都停留在口頭協議層面；而代駕公司和平臺的市場參與幾乎是零門檻，對代駕司機的資質審核也無實質效力；甚至，不同身份的代駕司機還容易產生地盤糾紛，受“江湖規則”主導。

這種缺乏外部規制的風險其實是雙向的——乘客的權益保障面臨極大不確定性，代駕司機群體也很難有職業歸屬。

不管是最初個體戶“零工”式代駕的出現，還是近年來代駕公司與代駕平臺的興起，都體現了市場自發性的活力。但當代駕市場發展到今天，要實現由量的累積到質的提高，不能再僅僅依靠市場的自覺。建章立制，從法律上為代駕市場正名，植入規則底線，政府“守夜人”角色的補位不可或缺。

必須承認，由過去純個體戶參與的“黑代駕”，發展到如今代駕平臺和個體戶并存的局面，代駕市場已經有了相對更強的行業自律保障，今年6月起實施的《代駕經營服務規范》就是個重要標志。但行業內的非強制規范，并不能完全替代法律意義上的外部規制。

一些核心問題，通過制定法規來確定才是筑底之道。如確定代駕市場的主管部門和代駕平臺的門檻，界定代駕司機與平臺之間、代駕司機與乘客之間、代駕平臺與乘客之間的法律關系，都有勞“看得見之手”的明確回應。畢竟，缺乏法律界定，不僅將制造大量的權益模糊地帶，實質上也將增加市場的“交易成本”。

所以，無論是著眼于代駕市場表面的秩序規范，還是從行業長遠發展和形象構建的角度，在法治層面明晰代駕市場的交易邊界和規則，都很有必要。

當然，法治化、制度化規范不是為了限制市場的參與和活力，而是重在明確規則底線，為代駕市場起到標準化的導航作用。這也考驗立法者與監管者的“包容審慎”原則。

一個完全依靠自律和“江湖規則”運轉的“灰色市場”，注定無法長久；一個規范而安全的代駕市場，本身也是管控酒駕等違規駕駛風險的重要外部環境建設。代駕市場已壯大，法治規范宜早不宜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