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會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為紀念建黨30周年，上海市委展開了尋訪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

這項任務由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帶領著軍管會文藝處沈之瑜和市委宣傳部楊重光具體承擔。一大是在法租界開的，但法租界的范圍很大，怎么找？尋訪小組從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寫過一本回憶錄，書中記載，一大會址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而代表住宿則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貝勒路即為今天的黃陂南路，在1950年大體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兩側約有2000棟房子。經過幾天的反復查訪，終于打聽到，與貝勒路交叉的一條橫向馬路，原名是望志路，當時已改為興業(yè)路。周佛海妻子楊淑慧凝視著交叉路口寫著“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墻上一個巨大的“醬”字，覺得這就是當年李漢俊家。后來了解到，這一排五棟石庫門民居自東向西門牌分別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號（解放后改為興業(yè)路70、72、74、76、78號）。而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當時租下的就是106、108號這兩棟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這五棟房屋全租下來，辦起了“萬象源醬園”。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為這些舊址拍了照片，派楊重光專程送京審定，得到了毛澤東和董必武的肯定。但為了把“一大”會址考證得更準確，中央又委托“一大”參加者李達專程到上海實地考察。李達進入“恒昌福面坊”后認定：“這是漢俊的家，黨的一大就在這里召開。”

用什么掩護會議的召開

1921年7月3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進行，一個陌生男子從后門闖了進來，說找人，可又慌忙離開了。有長期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斷定他是個密探，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趕緊撤離，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漢俊和廣州代表陳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離會場10多分鐘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來了。巡捕質問李漢俊：“剛才你們在開什么會？”李漢俊用法語流利應對，說是北大幾個教授在這里商量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不是開會。巡捕們搜查一通，一無所獲，只能悻悻而歸。僥幸的是，當時一份黨綱其實就放在客廳寫字臺抽屜內，沒被發(fā)現(xiàn)。

原來，早在籌備會議期間，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設立了公開的新時代叢書社通信處，這使李漢俊可以用出版機構召集作者商議為由，應對巡捕質疑。

紀念館有哪些珍貴文物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中藏有許多珍貴的革命文物。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著一個塵封已久卻依然打動人心的故事。

一份黨刊　一本紙張已經泛黃的刊物，靜靜地躺在陳列室櫥窗里，它看似尋常，卻曾如一盞指路明燈，照亮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前進的道路。它就是創(chuàng)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產黨》月刊，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黨刊。

當時反動派當局嚴禁“過激主義”言論，追查“共產主義宣傳”，刊物主編李達在險惡環(huán)境下堅持工作，編輯部的處所、刊物的印刷和發(fā)行都極其機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還是發(fā)生了。正當月刊第三期即將付印出版時，法國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擾，沒收了這期的首篇文章。現(xiàn)在人們看到的這期月刊上有一頁是空白的，印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過，敵人的破壞并沒有使《共產黨》這盞指路明燈失去光芒。月刊流傳至廣，影響至深。

一臺打字機　一臺打字機，小巧別致，略有殘破，機身固定在黑色皮紙包裹的木盒內，合起來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打開箱蓋則能立即進入工作模式。這臺打字機牌子為“CORO－NA”，曾被李大釗使用過。

打字機的原主人是吳弱男，購自英國。1905年，吳弱男在民報社擔任孫中山秘書，用這臺打字機為孫中山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后來怎么到了李大釗手里？原來，早在日本讀書期間，李大釗就經常向章士釗創(chuàng)辦的《甲寅》雜志投稿，章士釗按照投稿信上附的地址寫信給李大釗，相約見面。后來，兩人幾乎每個月都會見面。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李大釗與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結下了深厚友誼。

回國后，章士釗和李大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兩家的友誼未受影響。1925年秋天，為了便于開展革命工作，李大釗向吳弱男借用這臺打字機長達一個月之久。利用這臺打字機，李大釗打印了不少黨的秘密文件，并與共產國際和蘇聯(lián)駐華代表進行了密切聯(lián)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遇害。為了紀念李大釗，吳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這臺打字機。1964年7月，她把打字機捐獻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一個中譯本　李大釗、陳獨秀讀了《共產黨宣言》（下簡稱《宣言》）英文版后，都認為應當盡快將此書譯成中文。然而，翻譯此書絕非易事，就連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后來，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打算連載《宣言》，便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找到了當時年僅29歲的陳望道。陳望道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xiāng)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開始了《宣言》的翻譯工作。他依據(jù)《宣言》日文本與英文本，憑著《日漢辭典》和《英漢辭典》，夜以繼日字斟句酌地翻譯，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全文譯了出來。

但彼時《星期評論》已停刊，陳獨秀等人就籌措資金，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建起了一個秘密印刷所，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這里問世。

（本報記者　顧學文　雷冊淵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