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多黨合作制度的楷模 

——紀念沈求我同志誕辰100周年

10月27日（農歷九月初八）是已故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沈求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民革中央以刊發文章的形式，紀念這位德高望重的民革前輩。

10月27日是已故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沈求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日子里，緬懷沈求我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和民革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追思和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對于激勵民革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忘合作初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沈求我同志是杰出的愛國民主人士、模范的統一戰線工作者、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德高望重的民革領導人。自1952年8月加入民革以來，他歷任民革第七、八屆中央副主席，第九屆中央名譽副主席；擔任過第六、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他一生深深熱愛著自己的國家，不斷追求進步，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杰出的愛國民主人士

1917年10月23日（農歷九月初八），沈求我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太湖之濱的古鎮震澤。他的父親沈建勛，在當地頗有名望。沈建勛早年考中秀才，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腐敗無能，憤而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袁世凱陰謀復辟消息傳來，他在吳江毅然揭竿而起，宣布吳江獨立，武裝反對袁世凱稱帝，終因寡不敵眾，敗走上海。袁世凱死后，沈建勛復歸故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興辦學校、與農學家合作改良桑蠶養殖業，為保護蠶農的利益不惜與土豪劣紳對簿公堂，差點被惡勢力暗殺。抗日戰爭爆發后，沈建勛已是年近花甲，還抱病率隊抗敵，幾次收復淪陷的故鄉，最終積勞成疾，病逝在浙江深山中。

沈求我出生在這樣一個浸潤著愛國情懷的書香家庭，父親的言傳身教，從小就深深地影響著沈求我，使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抱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樹立了救國救民思想。

“九一八”事變爆發, 年僅14歲的沈求我和眾多的學生代表一起，懷著滿腔的抗日救國熱情，沖破重重阻攔，奔赴南京國民黨政府，示威請愿，要求當局積極抗日，收復淪陷的國土。珍珠橋慘案的發生，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被殘酷鎮壓，使他對國民黨政府十分失望。盧溝橋事變后，他毅然停止學業，四處尋找參加抗日斗爭的機會，幾經輾轉，到陜北榆林擔任綏蒙指導長官公署邊疆文化研究組組員。在此期間，他接觸了更多的進步文化人士和中國共產黨黨員，經湯紹武的介紹認識了鄧寶珊，結識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南漢宸同志。在南漢宸的影響下，沈求我“決心參加革命”，隨后，他接受了中共中央掩護艾青、羅烽、張仃等返回延安的任務，成功地掩護在胡宗南軍隊中有暴露危險的中共黨員及時撤離。

1945年10月，沈求我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積極投入民主革命，參加爭取民主、和平和反對內戰的運動，配合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反內戰反獨裁斗爭。他以“吳之民”為筆名，連續撰寫雜文，發表在《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等報刊上，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發動內戰的逆流。他在拜讀毛澤東送給柳亞子《沁園春·雪》的親筆書后，簽名題寫“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表達他對共產黨人的景仰和追求。

1947年底, 沈求我回到家鄉, 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 開展穩定地方秩序、策反地方武裝、迎接解放的工作。沈求我在筆記里回憶道：“到橋畔看見解放軍戰士，一口山東話。我激動地看著每一個人，和他們點頭、微笑，他們也和我們點頭、微笑。真摯的友情溫暖了我們……我告訴他們震澤的情況，還說了震澤是完整無缺的。它正等著，熱烈盼望著解放軍的到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沈求我同志接受首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鄧寶珊的邀請, 前往西北重鎮蘭州, 長期擔任鄧寶珊主席的助手和甘肅省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等單位的領導職務,兢兢業業地投身于經濟恢復和重建工作，孜孜不倦地為甘肅省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竭盡心力、勤奮工作。

?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

從南漢宸同志為他指引方向開始，沈求我就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廣博的理論知識和豐富的斗爭經驗，使他對中共統一戰線理論認識深刻、掌握嫻熟，執行政策不偏不倚、一絲不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加入民革，參與甘肅省民革組織的籌備和創立工作。隨后，他終于實現了自己多年努力追求的夙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5月，在他加入中共的支部會議上，時任甘肅省省長鄧寶珊特例列席，并向他表示衷心祝賀。

沈求我同志作為中共黨員和民主黨派成員，既熟悉民主黨派工作，尤其和領導層的交往較為密切，又對黨的統戰政策有深刻的把握。在擔任甘肅省政府第一副秘書長期間，他十分注意政府部門與中共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關系，重視黨外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并通過適當的方式或渠道通報相關黨政領導。他以中共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做好黨外人士的思想工作，引導他們正確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大批中共黨外人士受到了錯誤的處理，對中共的政策產生顧慮和懷疑。沈求我一方面給這些黨外人士做解釋，做思想工作，引導他們正確理解和對待，一方面通過渠道向黨政領導反映，提出改進的建議，對黨調整政策、協調關系、安定社會、增進團結，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起了積極作用。其實，沈求我同志在“文革”中同樣身處逆境，但是憑著對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念，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系，堅持做黨的統戰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沈求我同志根據中央決定為統戰人士落實政策的精神，及時向省委統戰部門的領導同志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使甘肅省內一大批統戰人士，特別是上層人士的政策很快得到落實。隨后，為使省政協、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等統一戰線組織盡快恢復活動，他又及時進言省委統戰部門，針對這些組織恢復活動的工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為多黨合作和民革事業奮斗不息

沈求我同志是甘肅省民革組織早期創始人之一，曾擔任甘肅省民革籌備小組副組長，民革甘肅省委會副主委。應召調到民革中央機關工作后，歷任副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執行局委員、團結報社副社長、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理論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這期間民革中央幾乎所有重要文稿，特別是代表大會和中央常委會的工作報告，都是由他主持起草、修改的。他起草的文稿有很高的政治理論水平和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領導班子討論中往往是一致通過。在他擔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以后，依然親力親為，殷勤工作。1997年11月24日，民革成立50周年紀念大會上何魯麗同志所作的講話，就是民革中央領導班子集體討論，由沈求我執筆起草的。這篇講話總結民革50年的發展和歷史經驗，并強調指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革必然的歷史選擇，是民革的光榮傳統，是民革老一輩領導人的政治交代，是民革的立黨之本；民革作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中的一個參政黨，應當而且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的精神，是民革特有的傳統，一定要堅持下去。這篇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民革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的歷史，指明了民革在新時期實行參政議政的基本方向和要求，在新老交替、政治交接之際，對民革黨員的政治思想教育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沈求我長期負責民革中央的理論宣傳工作，承擔著強度很大的工作任務。他在親自起草大量重要文件的同時，對其他同志起草的文稿也仔細修改，嚴格把關，有時一夜要閱改十幾份稿件。70多歲時，他還經常親自動筆撰寫文稿，常常加班至深夜，為民革工作嘔心瀝血，為年輕同志們樹立了高尚的風范，贏得了同志們的敬重和愛戴，大家親切地尊稱他為“沈公”。1999年，沈求我已80多歲高齡，他老驥伏櫪，親自主持編寫了將近30萬字的民革黨史專著《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五十年》一書。為了編好這本書，他親自確定全書的基本線索和觀點，審定了全書的基本框架，書稿出來后，又逐字逐句地修改。當書稿全部完成后，領導和同志們都請他作主編，他卻婉轉而又堅決地謝絕，而堅持以民革中央黨史編輯委員會署名，只在書的后記里簡略地提到他的工作而已。沈求我同志功成不居、謙虛謹慎的廣博胸懷于此可見一斑。

沈求我熱愛民革事業，廣泛團結民革成員，尊重和關心老同志，愛護和幫助年輕同志，維護領導班子的團結，為民革的工作殫精竭慮，奉獻才智。擔任民革中央領導職務后，他高度重視民革自身建設，以他豐富的政治閱歷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熱心支持和協助年輕領導同志的工作，在培養年輕領導干部上花費了大量心血。他深入掌握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他經常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歷史來教育年輕干部和身邊工作人員，諄諄告誡他們要正確認識國情，正確認識前進和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要堅定不移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退出領導崗位之后，他仍然十分關心民革的工作和自身建設。

2001年3月13日，沈求我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與沈求我同志共事多年的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魯麗、周鐵農同志在《深切悼念沈求我同志》一文中寫道：“他給人的印象是溫文爾雅、神閑氣定、老成持重、胸有成竹……對民革的事業十分熱愛，對民革工作的要求極為嚴格……卻從不以‘老資格’自居，對我們總是那么謙虛和坦誠。”兩位民革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深情回憶，使我們更加走近沈求我前輩，更好地了解、學習沈求我同志的奉獻精神和高尚風范。 （葛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