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對社會主義社會宗教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也在不斷地豐富與完善。兩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內涵作了新的闡釋。在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其中，把“必須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置于“四個必須”之首，將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理論。在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強調：“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可見，要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個大前提下全面理解“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宗教的本土化

宗教本土化是指宗教在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從一個地區傳播到另一個地區時呈現出的某些改變和帶有地域性的特征。宗教史的過程其實就是宗教在各個地區不斷本土化的過程。比如，基督教在歐洲大陸初傳的過程就是阿伯拉罕系的宗教文化在歐洲社會的本土化過程。又如，佛教傳入中國后，從教義、禮儀制度上都與原始佛教有了很大的區別，并以中國文化為依托，與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和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國特色鮮明、迥然有別于印度文化體系的佛教文化。

差異性的存在是宗教本土化的原因之一。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發生都受到孕育其文化的背景的影響。當這種文化現象傳播到其他地域時，勢必會遇到“水土不服”的情況。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如此。宗教傳播到另一地域，必須通過自我改革來加以適應，才能在一個新的文化背景中得以扎根和傳播。

文化體系雖有不同，但文化成果卻可以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得以傳播。其一，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本身并非絕對封閉，而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吸收、相互接納的；其二，本土化的過程只是這對種地域性差異的改造或重塑，而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零和博弈”。所以，不必擔心什么“本土化”就是對宗教原有特征的絕對否定。

宗教的中國化

宗教的本土化在中國就是宗教的中國化。宗教的中國化，是指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在保持其自身獨特性的同時，接受中國文化的改造，從而使自身從內容到形式都與傳入地有所不同，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任何一種外來宗教，在中國得以傳播、發展，必然會或多或少地打上中華文化的烙印。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歷程，是在長期的接觸、沖突、調適、融匯中進行的。

中國傳統文化因其完備的文化結構、深遠的歷史影響和未曾割斷過的文化過程，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滲透力。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后，置身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身所固有的一切不可能一成不變。這不是外人所強加，也不是宗外來教自身刻意而為之，而是在長期的調適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外來宗教在中國吸收的信徒，也必然將中國人原有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帶入其宗教內部，并以自己的方式對外來宗教進行解讀。也就是說，信徒的中國化又進一步促進了宗教的中國化。

從外來宗教向中國傳播的歷史來看，外來宗教必須要與中國社會相適應才有可能在中國扎根。首先，外來宗教必須服從于政權。中國歷史上并未出現過占絕對優勢的國教，相反，“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則是宗教在中國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其次，外來宗教要適應中國的主流思想文化。外來宗教的中國化需從教義教規入手，作出符合中國文化習慣的闡釋。在當前，“宗教堅持中國化的方向”就是要求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具體來說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動適應的過程。再次，外來宗教要適應中國的民間信仰和民間習俗。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后，為了落地生根，就必須吸收普通民眾所認可和遵循的民間信仰和民間習俗。這一過程也是外來宗教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本土化、中國化是遵循宗教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

宗教要與所在的社會現實相適應，這是一條基本規律。同一種宗教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信眾中呈現出“地域性”與“民族性”，正是宗教的這種適應性的反映。這種“地域性”與“民族性”在世界性宗教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比如，基督宗教歷經幾次變革后分為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基督宗教的分裂過程正是其自身適應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發展的過程。又如，佛教傳播到不同地區后都深深打上了不同地區文化的烙印，發展為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等不同的形態。

從宗教自身傳播發展的角度而言，本土化、中國化是符合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不經歷中國化的歷程，它們就不可能在中國這片土壤上生根發芽并傳承至今。同時還要看到，宗教中國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因為社會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中國社會本身在不斷發展、變化與進步中，宗教也要與發展變化的社會現實相適應。所以，今天的中國，不僅是外來的宗教，而且即使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同樣面臨其自身當代中國化的任務。

作者：彭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