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

書畫鑒定和圍繞著它的學術爭論，曾經是一個當代收藏鑒定史上最重要的話題。在過去，各家收藏背后都有鑒定家作為掌眼人在活躍著。但因為彼時玩收藏的都是高官富商資本家，圏子很小。即使有自由交易買賣，如大城市天津、上海、長春和北京，大致不會有出圈離譜太多的事情發生。至1949年以后一段時間內，文物交易在民間被禁止，收藏鑒定都是國家博物館和文物商店的事，當然也還是有一個固定的圈子。但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尤其是90年代初文物市場開放解禁，大量民間人士湧入，收藏鑒定遂成為庶民百姓關心之事;而隨著書畫交易的從專業圈進入社會，各種各樣的真偽爭議，也構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亮麗風景線。

越是走向大眾化庶民化，就越會激發出對權威的膜拜和渴望。在其背后，是需求市場迅速擴大和權威專家作為稀缺資源的珍貴。像徐邦達先生作為著錄學派代表、謝稚柳先生作為風格技法學派的代表，啟功先生作為文史考證學派的代表，在當時可以說是鼎足而三，叱咤風云，標志著一個鑒定時代的皇皇業績。

但即使是這三位領袖級的人物，因為都是龍頭老大，有時鬧起糾紛來，也還是令人難以措置其間。尤其是謝稚柳先生與徐邦達先生兩位大師，幾乎是“懟”了幾十年的“冤家”伙伴。

《雪竹圖》

鑒定家個人觀點之間的學術之爭

《雪竹圖》是近代上海著名藏家錢鏡塘最重要的藏品。后捐贈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的頭牌專家謝稚柳先生認為：這應該是五代南唐畫壇中號為“黃筌富貴徐熙野逸”的大畫家徐熙的力作，并于1973年發表了《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對它進行全面論述，并從技法角度認為：世傳徐熙“落墨花”因為沒有史料尤其是實物為證據，一直不明其詳。但正因為《雪竹圖》的出現，足以印證徐熙“落墨”的技法特征，解開了一個久探不決的風格技法謎團。雖然《雪竹圖》并無明確落款，但如此水準的精彩與獨特，非徐熙“落墨”之法不足以當之。兩宋至元明以后，絕對無此眼界亦無此爐火純青的技法表達。

十年以后，故宮博物院的徐邦達先生在《藝與美》1983年第2期發表文章《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認為《雪竹圖》應該是南宋以后物，甚至還可以斷到元明，明確不同意謝先生鑒定結論。發表之初，并未引起多少波瀾。但四年之后，謝稚柳先生赴香港，看到了這本雜志，遂又于1986年撰文《再論徐熙落墨花——答徐邦達先生〈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對徐邦達先生進行了反駁。并就具體的文獻解讀如“落墨”名詞的理解，乃至當時畫面多用絹本所能達到的尺寸幅面來推定時代標志等等。從技法風格分析角度論，謝稚柳因為是畫家，明顯具有實踐上的敏感，且他對唐宋畫風鑒定更擅長;而徐邦達多專攻明清，論《雪竹圖》為南宋后物似乎也與我們通常的印象脫節。但問題是《雪竹圖》本身無款，硬指實它是徐熙，也缺少過硬證據。故而只能作為一個懸案留置后世。雙方的論辯明顯帶有學術立場和學究氣味，博物館對博物館，上博對故宮，兩大博物館的頭牌，旗鼓相當。

這是謝稚柳與徐邦達的第一次對壘。此后兩人還論戰過多次。

《仿石溪山水圖》

市場引起的商業利益之爭

1995年，書畫文物交易市場剛剛解禁放開，人們還在小心翼翼地試水;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舉辦秋季拍賣會，紹興一家紡織品公司以110萬元拍下了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當然引起了廣泛關注。坊間議論紛紛，也有指它不真的意見。買家開始并不放心，遂通過關系，找到與張大千有幾十年交往的謝稚柳先生鑒定。謝老明確鑒定意見并有親筆鑒定書“為真跡無疑”。但買家還是不放心，又輾轉托人請北京故宮的權威徐邦達先生鑒定。徐先生卻表示，這件畫是摹本，張大千題識是從別處移接過來，故而不真。為此也出具了鑒定書。

買家心里更猶豫了，提出退貨。拍賣公司當然不愿意。于是買家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連續提起上訴。法院方一看，兩家都是鑒定泰斗，一言既出，誰也不會認輸。案子一拖再拖，持續幾年，迄無定論。1998年，堅持真跡說的謝稚柳先生去世;法院又組織委托北京國家文物局11位專家組成鑒定組，最終確認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是偽作。遂以此為定論，判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敗訴，裁定須賠償金額為127.5萬元。這被鑒定收藏界認定為文物拍賣的第一場官司，所謂“華夏第一拍賣案”，具有指標意義。

但浙江方面和上海方面一直以來并不服氣。記得2014年12月，浙江大學中國書畫文物鑒定研究中心，和《杭州日報·藝術典藏》共同策劃主持的第一屆“收藏·鑒定·市場·拍賣”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濱江召開。在研討會的圓桌會議階段，我又重提此事。在場的故宮專家們和一般了解此事件的業內人士認為，法庭既已有判決，自然無須再議。但獨獨上海博物館的專家舉手要求發言：認為這個案例不典型，判決不公。理由是，第一，從組成專家組的時間來說，明顯對謝稚柳先生不公。因為他已謝世，無法據理力爭、甚至發言抗辯的機會也沒有了。第二，專家組是由北京的專家11人組成，而沒有上海或南方的專家，有偏聽偏信之嫌。第三，組織方是國家文物局，與故宮博物院同一系統，公私交集太多，不符合法律上明文規定的利益相關方的“回避”原則。且11人中徐邦達先生的故宮職場同事與門生子弟不少，所以這是一個失敗的判例，在今天學術討論時不足為證。我聽了覺得似乎有道理，如果程序公正有瑕疵，至少在理論上無法反駁這種質疑的。

古書畫鑒定是一個神奇的所在

謝稚柳先生與徐邦達先生皆是西泠印社中人，又都是名流大家一代風采，著作等身，但一遇到意見分歧，各執一詞，有時很難協調圓融，這是民國以來知識分子的性格，是優點也是缺點。曾聽人說，在1983年國家文物局成立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全國各大博物館巡回鑒定歷時8年，其間謝、徐二老時起意見紛爭。謝老是鑒定組組長，又是名畫家，說話口氣自然不同，一言九鼎，不耐煩爭辯；徐老則身處故宮，眼界極寬，胸中案例極多，且于歷代書畫著錄爛熟于心，經常會提出一些理由證據讓人猝不及防，無法回駁，令對手憋得難受。謝老是藝術家脾氣大，有時言辭稍不如意會發飆，又以輩分較高，別人難捋虎須;徐老則不以言辭鋒利稱，一遇沖突，生悶氣，有幾次氣急了，聲明再不參加鑒定小組巡回鑒定活動，結果是啟功出面協調，婉言相勸。我有一次問啟老，當年謝老和徐先生意見不合，其他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幾位大都沉默;您也是組長，總是當“和事佬”，可有此事?啟老笑而不答，稍遲又嘆了一口氣，說“都是過來人，老頑童了，脾氣還是不改”。

古書畫鑒定是一個神奇的所在。沒有落款，再有充分理由證明，都無法坐實《雪竹圖》是五代徐熙的真跡。這即是證偽不證真的道理。又只要兩個著名鑒定家意見不一，誰也無法打敗對方，各持一見，互不相讓，也只能存疑而無法定論。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究竟是真是偽?即使法院判偽，但在鑒定界仍然不是定論。時過境遷，今天我們回憶此一公案，其實對畫真畫偽反而不太在意;但對謝、徐、啟三位大師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反而切切在心，這樣三位頂級人物，真要“扛”起來，竟然也是如此可愛、像小孩子慪氣吵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