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兩則粉絲巨款打賞主播的新聞引發熱議。

一則主角是熊孩子。一位14歲的男孩子沉迷某游戲直播平臺，兩個月打賞16萬元給女主播。該男孩父母在廣州增城一服裝廠流水線做縫紉工，縫一個牛仔褲褲頭0.3元，每天加班到晚上12點，16萬元是10年積蓄。

另一則主角已為人父。這位合肥市民有一個4歲女孩，過去三個月，他迷上了在某直播平臺給女主播打賞，除了揮霍掉家中7萬元積蓄外，還借了5萬元高利貸，繼續給女主播打賞。女兒的奶粉沒再買過，討債人的身影卻出現在家門口。

熊孩子打賞主播惹禍，早已不是個案。年初有媒體報道，一名13歲的未成年少女沉迷網絡直播，兩個月竟然偷了母親25萬元，用于打賞男主播。而成年人打賞主播更是瘋狂：有挪用公款打賞主播的；有借高利貸打賞主播的；有大學生一次花10萬元打賞主播，并要求其5年內不準談戀愛的；有土豪一分鐘打賞女主播100萬元令其感動得當場嚎哭的。

伴隨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直播平臺近年發展迅速，由于監管滯后，一直處于野蠻生長態勢，個中亂象已引起各方關注。今年上半年，文化部對網絡表演開展了集中執法檢查和專項清理整治，關停“千樹”等10家網絡直播平臺，行政處罰48家網絡表演經營單位，關閉直播間30235間，整改直播間3382間，處理表演者31371人次，解約表演者547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番文化部出手整治，針對的是直播平臺內容“打擦邊球”等經營行為，沒有涉及打賞亂象。從近年媒體披露的粉絲瘋狂打賞主播亂象看，直播主播的誘惑力，足以令部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失去理智。男女主播靠粉絲們非理性打賞一夜暴富的故事，也不斷刺激著公眾敏感神經，沖擊著社會承受力底線。

有一種觀點認為，直播平臺是市場化經營，粉絲給主播打賞屬于個人贈與行為，不必監管。其實，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直播不是做公益，不管主播收入是否靠粉絲打賞為主，但其表演或主持就是勞務付出；不管主播有否暗示或明示，直播程序中激勵或誘導粉絲打賞的機制確實存在。粉絲們往往是被爭相刷存在感的氛圍裹挾或誘惑下打賞主播，迥異于民法意義上的贈與。因此，從規范經營的角度對其進行監管，無可厚非。

通過上半年的整治，網絡直播平臺的表演內容已得到有效凈化，但監管部門對打賞亂象則一直沒有“出手”。為了抑制粉絲的非理性行為，為了直播平臺健康發展，監管部門有必要對粉絲打賞主播金額設限，即對一個設備終端或帳號在一定時期內，對某個平臺、某個主播刷出的打賞金額，設定最高限額，超過無效。如果視而不見，放任自流，粉絲打賞主播行為可能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