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始于印書

1897年，夏瑞芳等幾位年輕排字工決心自己當老板，于是籌資3750元在上海創辦了小型印刷工場——商務印書館（下簡稱“商務”）。顧名思義，是印刷書籍的地方。

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考證，商務最開始并不以出版為主業。它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本館專售大小新式活字銅模鉛板，精印中西書籍、日期報章……”廣學會的很多書是商務代印的，商務還代印創刊于杭州的《譯林》，發刊詞是林紓寫的。

當時，清王朝風雨飄零，眾多為中國尋找出路的知識精英目光投向西方，引入了各種先進技術、機械設備及思想主義，西學漸行。商務創始人敏銳意識到英語教材有市場，于是請人將印度英文教材加上譯注，1898年出版了《華英初階》，初印2000冊，不到20天就銷售一空。1925年出到第82版，換了封面又出到1938年，可謂第一桶金。當時杭州新辦的求是書院用的是它，少年胡適初到上海，在梅溪學堂讀的是它，梁漱溟在北京中西小學堂學的也是它。

1901年，商務改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增至5萬元。夏瑞芳請翰林出身、因參與戊戌變法被革職的張元濟入股，并負責編譯工作。1902年，商務成立了編譯所，大批知識分子進入商務，新的出版思路成型，商務完成了從印刷業到出版業的轉型。

1904年是重要的轉折年。商務耗費兩年心血編纂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數月間風靡全國，此后陸續編印修身、算術、史地、英語等教科書，風行近10年，最終發行上千萬冊。辛亥革命后，商務推出65冊的《共和國中小學教科書》，重印300多次，售出七八千萬本，為清末民初的政治動員、思想啟蒙和文化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周振鶴說，民國初年有一句話叫“今日之教育操于一二書商之手”，“一”就是商務，“二”就是商務、中華。可見當時商務在教育方面的勢力如何之大。

商務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先后創辦了《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小說月報》《少年雜志》等雜志，傳播近代學術思想。

1914年，商務資本增至150萬元，成為國內最大的集編輯、印刷、發行于一體的出版企業。

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后代張人鳳表示，商務從成立開始，就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己任，一開始就找對了辦出版的方向。適應社會進步的需要，或者有的時候還領先于社會的潮流。

為中國看世界

自成立以來，商務擔當起知識生產和文化傳播的重要使命。它既致力于引進西方文化，普及現代知識，也致力于整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深度介入中國的政治、教育、出版和學術。

1929年，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第一集出版，收入圖書1000種，作者有梁啟超、王國維、呂思勉、傅斯年等大學者。叢書包括《國學基本叢書初集》《漢譯世界名著初集》《百科小叢書》《新時代史地叢書》《工農小叢書》《國學小叢書》《商學小叢書》《算學小叢書》《醫學小叢書》《體育小叢書》等，以低廉價格出售，使得各地公私團體或圖書館都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叢書，進行系統的知識普及，嘉惠民眾。

1915年，商務出版了《辭源》，這是我國第一部新式辭書。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說：《辭源》的價值可能在于無源詞，所收10萬條詞中有1萬條沒有書證，如西洋的人名、地名、機關名、事件名等專有名詞，外語的音譯詞，科技詞匯、術語等。這些詞非常專業地解釋了當時需要的術語知識問題，起到了傳播新學、溝通新舊學橋梁的作用。

1917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蔣夢麟回到上海，并進入商務，他向張元濟提出編輯高等學術書籍的建議，被采納。

1931年，《嚴譯名著叢刊》8種風行于世，除赫胥黎的《天演論》外，還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嚴譯名《原富》）、約翰·穆勒的《邏輯體系》（嚴譯名《名學》）和《論自由》（嚴譯名《群己權界論》）、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嚴譯名《群學肆言》）、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嚴譯名《法意》）等，幾乎每一本都影響巨大。

1939年，朱光潛翻譯的黑格爾《美學》出版，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出版；1943年，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導論》出版，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出版。1956年出版的《新華字典》，迄今已發行近6億本。1978年，商務出版《現代漢語詞典》，它是中國第一部規范性的語文詞典，也是無數編輯的常任老師。

120年來，商務共出版5萬余種圖書，改革開放后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更是令讀者感概：“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

胡適當年曾經深有感觸的說：“得著一個商務，比得著一個什么學校更重要！”

商務印書館早期編輯壽笑天的后人袁明感慨，商務老一輩在他們那個年代為中國看世界。他們自覺地接受時代的提醒，有一種文化自信和底氣，中西平衡，是舊學新知的平衡和完美結合。商務印書館，不只是一家出版社。

低調的理想主義者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說，做出版若不賺錢必定是短命的。歷史上的商務印書館首先是個成功的現代企業，既堅守自家立場，又身段柔軟，隨時準備吸納人才和新鮮思路，其經營理念、組織架構以及管理方式均讓人嘆為觀止。

前文提到的商務創始人夏瑞芳，兼銷售、采購、取紙、收賬于一身，善于識人，頭腦靈敏，膽大心細，性情懇摯，富于冒險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14年被暗殺。

張元濟放棄南洋公學校長之位來到一個小作坊，與夏瑞芳相約的條件就是“以扶助教育為己任”。1916年，張元濟接任總經理，主持、督導商務近60年。他引進西學、介紹新知，精心選擇、組織翻譯了一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他大力搜求古今圖書，1926年“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1929年藏書共達51.8萬余冊。“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是張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為中華民族的文明“續命”。

曾和張元濟合編《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的商務元老高夢旦，自覺商務出版物已落后于時代，而自己又不懂外文，1921年，赴北京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主持商務編譯。胡適推薦了老師王云五。高夢旦一個月后辭去所長職務，盡心輔佐王云五，還將自己的檢字研究草稿交給王云五。王云五最終在1926年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并立即用于商務出版的字典編排。

王云五，一個讀英語夜校出身的學徒工。17歲時以按揭方式買了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3年后付清書款時，他已將全書通讀一遍。18歲任上海同文館的講師，成了胡適的老師。擔任商務總經理后，他定下了“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的出版方針，將文化與商業融合，主編了媲美小型圖書館的“萬有文庫”叢書，讓商務賺了大錢。1932年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他寫下“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當年8月1日，商務恢復印刷生產。1937年日軍進犯上海，王云五將印務轉移到香港、長沙。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上海、香港兩地商務的財產盡失，王云五決定將總部遷至重慶。當時重慶分館只剩13萬法幣，最多維持一個月，到抗戰勝利時，商務賬上已有數十億法幣現金。他重新確立總經理負責制，全面推行科學管理制度。實施大改革，9個專業部長換掉了7個，引進周建人、竺可楨、鄭振鐸、顧劼剛、葉圣陶等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激進分子，后來都是學術界響當當的大人物。他又搞“科學管理法計劃”，包括預算制、成本會計制、統計制、標準化與簡單化、按件計酬制與售貨量比較制，被全社視為公敵。這個曾經任政府財務部長、發行“金圓券”的“社會人”說：“我一生以出版為主，教學次之，公務、政務殆如客串。”

商務裁員之議為員工知悉，發行所共產黨員廖陳云（即陳云）發起罷工，鄭振鐸為“罷工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他的老丈人高夢旦為資方談判代表之一。翁婿恪守“約法”，談判桌上唇槍舌劍，會下相敬如常，如此處理公與私的關系，一時傳為美談。這種品格和風范，使得商務的工人能夠成為延安印刷廠的廠長，使得商務無論多大的逆境都轉危為安。

商務印書館百年商務資源部主任張稷認為，有一種“商務印書館情結”存在。比如后來出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商務原總編輯陳翰伯說：“我不應該離開商務”。比如陳云，離開商務后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年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故地去看看，“我如果不到上海、不到商務印書館，就沒有我這一生。”

商務的魅力在于：一、深度參與中國現代化的全過程。二、它解決的問題具有根本性價值，是現代教育的最重要發端者、推動者。三、它在涉獵的所有領域中幾乎都是冠軍，展現了非凡的企業能力和事業高度。四、商務的歷史體現了企業的大家風范和作為文化機構的風骨。

張稷認為商務印書館具有非常強的烏托邦的性質，它的產生就是理想主義的產物，它和北大一樣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昌明教育，開啟民智”就是張元濟在戊戌變法中所做的，他把以教育救國這個靈魂移植給了商務，商務一直堅持了120年。

中國人民大學黃興濤說，光將商務定位于“文化機關”遠遠不夠，商務對現代思想文化啟蒙的高度自覺，對教育現代化的重視和有效實踐以及它對現代學術建設的不懈努力與擔當，使它具有推動、激勵、塑造、牽引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歷史文化功能。商務可以也應該稱作“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