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一類學校準備了這樣一個專題來迎接新學年。這就是在全國擁有1300多所學校、超過1000萬學生，卻經常被人忽視甚至誤解的高職院校。她們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卻經常被質疑“你們是大學嗎”；她們面對偏見，努力為社會培育各行各業急需的一線人才；在經歷了多年的發展之后，這類學校既贏得了產業市場廣泛的贊譽，也處于不進則退的發展湍流之中。那么，怎樣突破困境，繼續向上向強發展，就是這類學校已經開始也必須繼續下去的奮斗實踐。當然，在這奮斗中，需要整個社會的集體反思和共同支持。因為，說到底，這類教育，關乎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幸福指數和真實成就。

我國現代高職教育已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尤其是近10年來，經過轟轟烈烈的示范校和骨干校的創建，高職院校整體辦學水平和社會服務能力上了一個臺階，高職教育正在努力走向獨特性、創新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高職界熱議“十三五”期間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當下，《中國2017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認為：“高等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被邊緣化，在職業教育領域示范引領作用難以有效發揮，發展模式優勢和現實存在感趨弱并存。”

這提醒我們有必要在高職教育迅速發展的同時，重新審視我國職業教育所面臨的諸多尷尬，尋找高職質量發展的堅實路徑。

1 破解目標尷尬，探尋準確定位

高職院校與其他普通高校一樣，首先必須解決好“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大問題，教育部明確指出，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要堅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加強文化基礎教育，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把提高學生職業技能和培養職業精神高度融合。相較而言，企業和用人單位對“高素質”的理解就更為具體——良好的職業道德、對企業的忠誠度、規則和紀律意識、吃苦耐勞的務實精神和分工合作的團隊精神等，是用人單位最看中的素質。近幾年來，創新創業教育和“工匠精神”的培養成為高職教育人才培養中的熱門詞匯，一些高職院校把“高素質”等同于“工匠精神”，并試圖在教育教學的全過程中融入“工匠精神”的培養。這一愿望雖然很好，但事實上，無論是體現創新精神的“科學家精神”，創業精神的“企業家精神”，還是體現精益求精產品制作的“工匠精神”，在學校教育目標中可以倡導引領，但不可簡單地與專業人才培養定位相掛鉤，否則，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的制定與執行必將是勉為其難。

至于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定位，至少可以從“技術教育”和“技能教育”這兩個維度來理解。“技術教育”是一種學科專業教育，高職的“技術教育”是“應用技術教育”，更偏向于學科專業中的應用實踐教育。而“技能教育”是一種基于職業資格的教育，既有崗位知識的學習要求，更強調崗位操作技能的訓練。我國的職業技術教育更多地強調了兩者的聯系。

我國高職教育關于“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其內涵和外延的解釋自由度比較大，并不像普通高校人才培養目標、各學位人才規格定位那么清晰和準確。尤其是在新技術、新行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變革的今天，崗位、職業和技能要求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與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密切相連的高職教育，在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和手段方法上必須探尋更準確的定位。

2 破解政策尷尬，探尋堅實保障

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2016年起已達到42.7%，標志著我國已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而高職教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全國有高職院校1359所，已經超過高等學校總數的50%，高職在校生早在2014年就已突破1000多萬，已接近高校在校生人數的50%。從數量上講，高職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真正的半壁江山。在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化教育，進而發展到普及化教育的過程中，高職教育功不可沒。然而，高職教育長期身陷“國家很重視，企業離不開，社會看不起”的窘境，究其原因，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輕視職業技能的偏見外，國家在法律層面尚未建立職業資格準入制度，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地位缺失，以及職業院校本身的辦學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等都是深層次的因素。但就現實而言，高職教育需要突破政策保障的兩個限制：

其一，經費保障政策不夠到位。國際上一般認為，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應是普通教育的2.48倍。而據《報告》指出，2016年全國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10110億元，其中高等職業教育經費總投入為1828億元，僅占18%。同時，高等職業院校生均財政撥款水平差異很大，盡管國家已明確要求：到2017年，高職生均撥款經費應達到12000元，但全國尚有18個省份對公辦高職院校的生均財政撥款中位數低于該標準。目前，高等教育的“另一半”，普通高校，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雙一流”項目申報和評議，這是普通高校又一次大發展的好機遇。相形之下，高職教育在我國總體上還處于大力發展需要財政專項資金積極引導的階段，前10年啟動的示范校、骨干校建設，中央財政總共投入45億，相比于同期對普通高校的投入，錢并不算多，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產生的效益是有目共睹的，高職教育可以說“給點陽光就燦爛”。

其二，一些誤導政策應該取消。高職教育在入學制度、就業制度、薪酬晉升制度、學位制度和學生學歷上升通道等一些基礎性制度上面臨重重困難。在入學政策方面，高職的學生約50%來自普通高考劃定的“三類生”，這部分學生普遍被社會和家長認為是“高考的失敗者”，另50%左右來自于中職畢業生，這些學生又被社會認為是“中考的失敗者”；最遭人詬病的是就業和薪酬晉升制度，公務員考試必須有本科文憑，盡管公務員崗位中有許多是技能性崗位，但重學歷輕能力現象還普遍存在；高職層次是沒有學位的，盡管呼吁多年，希望能授予達到一定專業學識和能力水平的高職畢業生“本科副學士”學位，但至今仍沒有擺上議事日程；而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立交橋”始終沒有很好建立，高職學生的上升通道并不順暢。

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職業教育越來越重視，而當務之急還是應該在政策保障層面對高等職業教育“高看一眼”，在一些基礎制度的設計上真正有所改革和突破，真正扭轉對職業教育的偏見，真正實現“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3 破解管理尷尬，探尋創新體制

高職教育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的高等教育形式，近30年的發展，總體上處于規模擴張階段：征地、建校、造房、上專業、引師資、建基地、拼項目……一直是這一階段的主旋律。

在這一階段，“六路大軍”辦高職——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行業主管部門、企業集團、地方人民政府、科技（經濟）或產業園區，以及企業和民間資本等，是對高職當下辦學主體的真實寫照。

“政府統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變成黨委政府各部門按各自的職責對高職院校實施“事業單位式”的管理，如組織部門管干部、配班子，考核黨建工作；宣傳部門管意識形態，考核思政工作；紀檢監察部門管黨風廉政，實施巡視巡查和審計整改；編制部門管定編定崗，實施內設機構備案審核；發改部門管學校中長期發展規劃，實施重大項目立項審批；人社部門管崗位職級、人才評定、績效工資總額審定和技能鑒定；財政部門管預算、生均經費撥款和項目經費；經信、建設、交通、農林、衛生等行業主管部門實施行業標準和行業特色管理；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事項則主要集中在招生、國際合作教育、各類項目評審上、辦學水平和質量評價。

無論是“六路大軍”辦高職，還是“九龍治水”管高職，都充分說明了目前的高職教育在管理體制上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局限性。

眾所周知，高職教育是跨界的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組織形式，它具有高等性、職業性和區域性的特點；作為一種有別于普通教育的類型教育，它不僅具有教育屬性，還具有經濟屬性和民生屬性；此外，高職教育還具有與終身教育相連，與市場規律相通等特征。因此，高職教育必須盡快從管理走向治理，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制訂和修訂，理順關系、激發活力、推進統籌發展，這是實現高職教育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抓住發展機遇，站在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全局的高度，以戰略眼光，現代職教理念和國際視野推動高職教育基本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是推動高職教育發展的關鍵。高職教育的外部發展環境決定了其未來走向，也許只有當高職教育真正走出諸如示范、骨干和優質校項目建設依賴，探尋到質量內涵發展的堅實路徑，我國的高職教育才有一份真正屬于自己的發展自信，這一類型和層次的職業教育也終將成為我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的必然選擇。（作者：謝列衛，系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