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陜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著孩子上公交車，司機梁師傅用廣播和喊話提醒乘客讓座，全車遲遲不見有人行動，梁師傅索性將車停下。大概過了5分鐘，一位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給這位老人讓了座，梁師傅才重新啟動車子。事后，梁師傅的行為引發爭議。

爭議聲中，多是對公交車司機是否有權深度介入其中并停駛的行為進行討論，并不涉及該不該讓座的問題。但是，一篇媒體評論卻將讓座視為乘客的合同義務。由于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關系中的必然義務，這相當于變成了乘客的法律義務。

作者認為，“公交司機到站開門，就意味著向乘客發出要約，乘客有權利選擇是否成立運輸合同。而只要乘客上車就意味著他作出了某種承諾。”這種承諾就包括了“禮讓愛心座”的義務。評論的角度頗為新穎，結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相關理論，結論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但是，這個結論卻有著非常嚴重的問題。

為乘客設置讓座的“合同義務”，混淆了“道德義務”與“合同義務”的概念。對道德的倡議應與合同區別開來。公交車上設立愛心座位，并提醒將座位讓給“有需要的人”，是對公共場所的道德倡議。在公交車上讓座，與在其他公共場所對公民的道德要求并沒有本質區別，這類被稱為“公共道德”的規范，因為其認定的難度、行為的普遍性而難以在法律規范層面進行調整，只能通過社會以倡議、負面評價等方式進行道德約束。

在一定的條件下，公共道德的確可以作為合同義務的一部分進行規范，比如用人單位對職工衣著言行提出要求。但在這里，合同義務的相對人是確定的，單位對哪些行為是禁止的也有著清晰界定，對違反相關行為進行的處置明確具體。可以看到，義務的確定，必須有能夠明確的邊界，任何可能進行模糊判斷的義務，都不能成為合同義務。

我們再看看，公交車上的“禮讓”，是不特定的人與不特定的人之間發生的關系。假定“讓座義務”存在，那么同一個乘客，可能在不同的另一乘客面前有著不同的權利義務。打個比方：一個60歲的老人，在40歲的人面前，他是權利人，享有受讓“愛心座位”的權利；但這時突然上來了一個80歲的人，他是否應當成為義務人？是否應當把座位讓出來？事實上，公交車上“有需要的人”本就是一個相對概念，而不是一個絕對概念，這就決定了無法用一個統一標準來劃定誰享有受讓權利、誰負有讓座義務。

再比如“老弱病殘孕”中的“弱”， 對男人來說，女人就是“弱”；對成人來說，未成年人就是弱；對身體強壯者來說，身體瘦弱者就是弱；對晨練者來說，下夜班的小伙就是弱……更別說對于“病”者來說，更是無法直接認定的，那么，這個權利義務又如何來確定？如何能在一眼之間，認定誰是權利人，誰是義務人？

對于公交車與乘客間的合同關系，其實非常簡單：安全及時地將乘客送到指定地點。公交車上的道德，是公共場所的道德內容，公交公司有義務進行一定程度的提示和倡導，但卻不應當成為道德裁判員。公交司機停車逼迫乘客讓座，表面上是為了維護公共道德，卻違反了更基本的道德：職業道德和職業操作規范。同時，還忽視了乘客與公交公司的合同義務。

在公交車上，對于該不該讓座的判斷，應當模糊一點，更具善意一點。不要用自以為是的眼光看待沒有讓座的人，過于精準具體的指向，往往會對道德產生更大的傷害。

道德領域的事，提示到就好，頻頻按提示音，甚至直接停車“逼讓”，都是一種充當道德法官的行為，不但解決不了道德問題，反而會增添他人戾氣。許多公交車上的沖突，都可見頻頻按提示音在前、沖突在后。司機過后表功“我一直按提示音卻沒人讓座”，但事實上，如果不頻頻按提示音，人們并不會這么敏感。

對座位的需求，不妨對他人多點寬容心，多點模糊善意。否則的話，公交車還真沒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