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孔德說過：人口就是命運。這句包含著豐富內涵和深刻洞見的話在低生育時代引起了后人的共鳴。以我之見，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也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更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古往今來，可以說人口就是文明的命脈，在任何一個文明體系中，人口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個長跨度的歷史框架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變動與文明興衰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可以說，人口興，則文明興；人口衰，則文明衰。人口作為一個慢變量所發揮的基礎角色和長期作用潛移默化卻不可小覷。東亞文明正在經歷這樣前所未有的挑戰。從低生育的走向可以看出文明式微的端倪。

目前，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惡果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從農業、漁業 、零售業、服務業到制造業的生產現場，已經到處出現人手不足問題。由于嚴重的人口少子化和過疏化，缺乏青壯年的日本農村甚至連夏季暴雨都無法應對。預計到本世紀 20 年代日本人口將總共減少 620 萬人，其后還將出現每年減少 100 萬人的局面；2024年 1/3國民的年齡在 65 歲以上；2033 年 1/3 住宅沒人住；得不到護理的老人不斷增加，將來日本每周可能有 4000 人“孤獨死”。厚生勞動省發布的數據顯示，日本各年齡段老年人需要看護的比例為：70歲—74歲6%，75歲—79歲14%，80歲—84歲29%，85歲—89歲50%。究其根由，是因為日本的少子化、老齡化態勢嚴峻。2015年，日本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個孩子，而根據2016年的數據，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為27.3%，日本已經步入了“超少子-超老齡社會”。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比2015年的1.27億減少三成，減至8808萬。在微觀層面上，養老負擔的加重將澆滅生兒育女的熱情。甚至可以說，日本進入了無子老齡化時代，那是注定夕陽西下的沒落時代。日本人口政策專家河合雅司在2017年出版的《未來年表》一書中對2065年日本的描述就是“無子老齡化時代的到來”， “無子老齡化”是指百歲以上老人多于新生兒的人口趨勢。自本世紀初，日本舉全國之力提升新生兒出生率。2005年，日本新生兒出生率為1.26%，2015年提升至1.45%。但在這10年間，年均新生兒出生數卻減少了56853人。超低生育率-超少子化-超老齡化惡性循環。

無獨有偶。根據韓國統計廳，2017年上半年，韓國新生兒人數首次減至20萬名以下。若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韓人口開始減少的時間將比起初預想的2032年提前近10年左右。韓國已經認識到：要想解決低生育率問題，政府不僅要鼓勵生育和養育，還要改善就業崗位、居住和青年就業等各種社會問題。韓國總統文在寅坦陳：過去10年來，韓國投入了100萬億韓元（約合5871萬元人民幣）仍未解決低生育率問題。若照此趨勢發展，人口將急劇減少。統計顯示，韓國平均家庭規模逐年變小，“單人戶”成為韓國最常見家庭類型，幼兒園及中小學校的入學總人數不斷下跌。2016年，韓國平均家庭規模為2.51人。因此，總統呼吁和強調必須動員一切政策手段解決低生育率問題，否則國家獎面臨恐怖的“人口懸崖”。

韓國政府計劃通過就業、住房、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結構改革，進一步創造鼓勵國民養育子女的社會氛圍，從工作崗位、保育、教育、居住、醫療等各個領域著手改變民眾生活，特別是早日解決職場女性因生兒育兒等負擔中斷工作的問題。

日韓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

其一，少子化問題與老齡化問題性質不同，應該區別對待。低生育和少子化是“元問題”，沒有生育和孩子，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沒有文明的未來和人類的希望。現在新增人口是未來的創業者、納稅人、養老金和人力資源的供給者，現在多生孩子將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減少人口下降的負面影響，生育的外部性為正，是在為社會做貢獻。老齡化一方面是長壽風險，老苦病苦死苦；另一方面養老負擔和代際支持問題，這一點又與少子化發生聯系。

其二，低生育為什么提振不起來？換言之，日韓為什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跳不出“低生育陷阱”？低生育危機表面看是家庭的經濟負擔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全面的社會和文化變革，是涉及面極廣的社會問題。如果說低生育率是現代市場經濟相合的一種新生育文化，那么一旦形成并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人類就必然會掉入內生性的“低生育陷阱”，演變為低生育社會，提高生育率的社會政策都將難以改變這種低生育文化。既然人口是社會最基本的因素，那么日趨普遍和嚴重的超低生育危機就是最深刻的社會危機。

中國也不例外。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預計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出現人口負增長和人口大雪崩，在低生育率狀態下不到百年的時間里人口將持續減少至6.13億。甚至有學者預估將下降到5億以下。這是令人恐怖的人口坍塌前景！人口變化是典型的慢性問題，在短時期內幾乎看不到明顯的變化，但放在幾十年來看則是觸目驚心，中國在21世紀倒v字型的轉折是國情最重大的變化。

中國的人口巨變主要來自人口的慣性，中國自從1990年代開始就積累起了驚人的負增長慣性。中國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比人口達到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低了整一半。人口趨勢表明，中國人口增長已是強弩之末，預計到2023-2025年將迎來人口增長的歷史峰值，轉而開始驚心動魄的人口下降過程。2015-2025年，20～29歲活躍育齡婦女將減少4400萬人，減少幅度為40%，這將減少出生人口660萬人左右。低生育已經成為一種深刻的文化現象，即使完全放開生育，也很難激起人們想多生孩子的欲望，中國已經進入“內生性低生育陷阱”。然而，持續的低生育率是比過去高生育率更為棘手、更難治理的人口危機。

驀然回首，不由驚覺在歷史長河中轉瞬即逝的低出生率主導下的“現代人口轉變”作為人口的歷史性轉折恐怕并非東亞社會的福音，而是文明式微的先兆。所謂人口轉變紅利只是“曇花一現”，只有人口增長紅利才能“方得始終”。

歷史證明，持續的低生育和超老齡化將暗淡了文明的光芒，因為沒有了人口的“后浪效應”，人口發展就難以持續。

而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恰恰是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梢灶A言，超低生育率、快速老齡化和人口生態失衡交織在一起的大人口危機是未來百年中國發展面臨的頭號問題。

中國需要及時樹立全新的人口價值觀——人口是最寶貴的資源和財富、也是最可靠的力量和紅利，改變控制人口數量的治理觀，確立優化人口素質和結構的發展觀，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盡早跳出低生育陷阱，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