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就業歧視，人們馬上會想到最為常見的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但這些都還算“波瀾不驚”的，有些招聘單位已經挑剔到要看長相、星座、屬相、家鄉等，這樣的奇葩要求讓求職者直呼“很受傷”。

《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就業促進法》還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職業中介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就業歧視。”這意味著任何形式、手段的就業歧視，都違反了法治精神，屬于一種違法行為，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長期以來，明目張膽的就業歧視就是花樣百出，暗地里的就業歧視手段可謂是更多。種種就業歧視行為，毫無疑問，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就業公平，侵犯了求職者的合法權益。造成就業歧視花樣百出的局面，說到底是法治不給力。

現行的法律法規對就業歧視的定義比較籠統，缺少細化的就業歧視認定標準，這讓一些奇葩的就業歧視行為處于一種打擦邊球狀態，讓求職者難以維權，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就業歧視的違法違規成本太低，法律法規達不到懲戒的作用，形成不了威懾力。即便用人單位實施的就業歧視行為被曝光、揭發，在輿論壓力之下，一般也只是道歉和糾正就業歧視了之，并不會遭受其他處罰，反過來縱容和助長了就業歧視之風。

因此，要有效破解花樣就業歧視，扭轉就業歧視格局，歸根結底是要依靠法治解藥。首先，完善法律法規，明確和細化就業歧視的認定標準，將花樣就業歧視納入其中，方便人社部門對就業歧視案件進行定性操作。

其次，在就業歧視案件上，不妨引進舉證責任倒置機制，由用人單位提供招招聘工作人員過程中不存在就業歧視的證據。當然，保證公平的原則，減輕用人單位的舉證成本，保障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認定為不屬于就業歧視的案件，舉證成本應當由求職者承擔。

再者，加大對實施就業歧視行為的用人單位的懲罰力度，提高實施就業歧視的違法違規成本。用人單位就業歧視行為一旦定性，除了要糾正錯誤之外，還必須向遭受就業歧視的求職者進行經濟補償，同時人社部門要對用人單位給予經濟處罰，嚴重的要直接吊銷營業執照。如此，才能營造出一個相對公平的就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