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紐約時報》消息，美國歷史上最知名的圖片編輯約翰·戈弗雷·莫里斯（John Godfrey Morris）于當地時間7月29日在巴黎住所附近的醫院去世，享年100歲。他的好友兼同事、美國開達新聞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創始人羅伯特·普萊奇（Robert Pledge）確認了莫里斯的死訊。

在半個多世紀的職業生涯中，莫里斯極大地幫助了一系列攝影記者呈現關于戰爭的報道影像，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莫里斯還曾與攝影師朋友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和大衛·西蒙（David Seymour）一同前往戰場，親身捕捉了許多震撼人心的瞬間。二戰期間，莫里斯在倫敦編輯了羅伯特·卡帕極具歷史性的照片《諾曼底搶灘登陸》（the D-Day invasion of Normandy，1944），親手將照片沖印好之后，趕在《生活》（Life）雜志下一個印刷周期前，通過海運寄去了紐約。

他在《紐約時報》任職期間正值越南戰爭爆發，他選擇將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拍攝的西貢警察用手槍對準越共嫌疑人的照片放在了1968年2月2日的頭版位置，這張照片從此名垂攝影史，成為了表現戰爭之殘酷的經典瞬間。另一張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是從汽油炸彈襲擊中跑出的裸體越南女孩，當時《紐約時報》有明文規定禁止發布裸體人像，莫里斯仍抵住壓力，說服編輯將這張小女孩的照片放在了頭版的底部。這兩張越戰照片全部榮獲了普利策攝影獎，在當時的反戰浪潮中被人們廣泛使用。

莫里斯還先后在《生活》雜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國家地理》以及瑪格南圖片社任職，他事業的路徑幾乎囊括了大半個戰后美國攝影報道界的重鎮，可以說，莫里斯見證并參與成就了20世紀報道攝影的興衰起伏。

從二戰到越戰：20世紀報道攝影的見證者

約翰·莫里斯于1916年12月7日出生在新澤西州，在芝加哥長大。20世紀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期間，他對新聞業產生了濃厚興趣，先是嘗試為校報工作，之后模仿《生活》雜志創辦了名為《脈搏》（Pulse）的學生雜志。

1938年畢業后，莫里斯入職紐約《生活》雜志，從辦事員一路做到了好萊塢駐地記者。二戰期間，莫里斯遠赴倫敦，擔任圖片編輯，負責《生活》雜志在歐洲的戰爭攝影報道。

攝影師卡帕那組諾曼底登陸的照片就是由莫里斯負責編輯的，二人合力創造出了不朽的神話。這組偉大的照片并非順利見報，其中有一段驚心動魄的小插曲，底片險些全部毀于一旦。卡帕當時從諾曼底給倫敦辦公室寄了四卷膠片，但因為暗房技術人員在照片烘干過程中不慎加熱過度，毀掉了除現存11張底片外的所有照片。

2002年，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曾采訪莫里斯，他回憶了當時的細節：“我當時說‘我不相信。’于是我和那個技術人員一起去看……前三個膠卷已經化成湯了，什么也看不到。但在剩下的第四個膠卷上，仍有11張底片可以看見圖像。正是那些照片拯救了我們，那些照片代表了諾曼底登陸日。”

故事至此仍未結束。莫里斯后來似乎轉而認為，暗室失誤并不是真正原因。2016年12月，他在跟《紐約時報》資深攝影師、視覺版塊創始人詹姆斯·埃斯特林（James Estrin）的交談中談到，當時的奧馬哈海灘一片戰火硝煙，卡帕先生由于太過慌亂，所以只完成了11張照片。

羅伯特·卡帕《諾曼底搶灘登陸》（the D-Day invasion of Normandy，1944）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

二戰之后，莫里斯離開了倫敦辦公室，在巴黎辦公室稍作停留，便回到紐約擔任了《女性之家》（Ladies‘ Home Journal）雜志的圖片編輯，并在1948年說服雜志編輯刊登了卡帕和知名作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一同前往俄國旅行時拍攝的照片。

這一舉動也成了推動莫里斯離開《女性之家》的契機，1953年，他加入了卡帕、布列松、大衛·西蒙和喬治·羅杰共同創立的瑪格南圖片社，成為了瑪格南歷史上第一位執行編輯。莫里斯的主要工作是將攝影師的照片出售給報刊雜志、經營位于紐約和巴黎的辦公室、管理攝影師和器材。盡管他加入的第一年就與卡帕在瑪格南未來發展方向上產生了爭執，但他依然肩負重任，一干就是9年。

1964年，莫里斯加入《華盛頓郵報》擔任總編助理，除了日常事務外，還負責選擇首頁的彩色照片，但在第一年就因與總編發生沖突而離開。隨后他回到紐約入職《紐約時報》，并在越戰戰事最激烈的階段（1967—1973）擔任圖片編輯，一批攝影史上的經典戰爭紀實作品便是在那時經由莫里斯之手問世的。

搞到那照片：“如今的報道攝影正在新的挑戰中重生”

圖片編輯的工作，簡而言之是把選擇出來的圖片最有效地組織在一起。這一角色看似容易，卻肩負著塑造符合標準的報道攝影，以及在標準的施行中不斷幫助攝影師實現創新的責任。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往往是諸如卡帕等攝影記者捕捉到的決定性瞬間，而這背后苦心經營、細心挑選和決意裁剪的圖片編輯，常常默默無聞、不為人知。

莫里斯曾寫過一本自傳《搞到那照片：一部攝影報道的個人史》（Get the Picture：A Personal History of Photojournalism），在書中他談到：“我的一生都被政治活動和報道攝影撕扯著，因為我一直專注于通過圖片講故事。”他強調照片和政治從來都關系緊密：“知覺激發行動，而照片不斷刺激知覺，報道攝影由此在戰爭中發揮著最顯著的作用。”

在傳記中，莫里斯還回顧了從西班牙內戰到9·11事件之間長達五十余年的報道攝影從業生涯。莫里斯見證并參與了報道攝影的興起和繁榮，也見證了人類現當代歷史上的一次次戰火硝煙。終其一生，莫里斯都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他認為自己強烈的反戰信念與他在戰爭地區進行報道攝影的工作并不矛盾。他的朋友兼同事羅伯特·普萊奇在一次電話采訪中說：“莫里斯相信，攝影可以影響事件進程，圖像中的驚恐、毀滅和對于身心的傷害會使得公眾對于戰爭愈發反感。”

面對朝鮮戰爭，莫里斯也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在戰爭爆發伊始，他便寫就了一篇檄文《死亡的氣味》（The Smell of Death）予以抨擊：“冷戰是沒有氣味的，但是當你足夠靠近熱戰時是可以聞得到的。歐洲和亞洲熟悉這種味道。他們聞過尸體腐爛的腥臭，聞過不知從哪里升起的惡臭，聞過剛炸毀房屋冒出的嗆煙。”

2001年9·11事件爆發后，諸如“報道攝影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這樣的說法開始流行。然而，莫里斯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如今的報道攝影正在新形勢的挑戰中重生。”優秀的報道攝影工作者們前赴后繼，沖進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為世界留下了最震撼、最珍貴的影像資料，并將其傳播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報道攝影的“重生”面臨著重重挑戰，如今的圖片生產和傳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在“人人都是記者”、有手機便能拍照的今天，報道攝影記者的地位岌岌可危。而老年莫里斯并非懷舊主義者，他認為科技為攝影帶來了很多正面的改變，比如攝影主題的豐富與即時發送的便利，遠非從前可及。與此同時，他也注意到了電子化傳播大潮之下紙質媒體傳播方式的式微與淘汰，這一趨勢對圖像閱讀和創作都產生了極大影響。莫里斯曾談到：“如今缺少能給予長線項目的出版物。盡管現在照片數量很多，但能夠將它們梳理通順、講出故事的好編輯并不夠多。”

約翰·莫里斯代表了20世紀攝影報道的興起與輝煌，通過對圖像的把握和運用見證了影響現當代世界的重要戰爭，他對戰爭和影像世界的人文關照將永存世間，不斷鼓舞后來者重新思考和平的意義。他的自傳《搞到那照片》的中文版將由民族攝影出版社于今年年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