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同、存大異”正是“和諧辯證法”精神的重要體現

“求同存異”是個慣用的成語。常用的說法，有“求大同、存小異”，還有“增同消異”、“聚同化異”、“同而無異”等提法。似乎“同”是褒義的，而“異”是貶義的，比如“異類”、“異端”及“異己分子”等。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七一”回歸慶典講話中，首次提出“求大同、存大異”，令人耳目一新。這不僅是對“求同存異”一個新詮釋，也是一個理論創新。

“求大同”，就是爭取大同、努力大同、達到大同，以形成共識，求得統一性。“存大異”，就是承認大異、包容大異、駕馭大異，以保護多樣性。這里“同”與“異”已無大小、正反、主次之分，皆一樣為“大”為“正”。差別僅在“求”與“存”上，“求”是主觀上的積極爭取，“存”是對客觀現實的承認和駕馭。

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

將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也即“和而不同”思想，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相融合，就創新出一個“和諧辯證法”。它同“斗爭辯證法”，構成了一對新范疇。“和諧辯證法”這個新概念，已在新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被當作一個新條目而加了進去：“主張在社會矛盾處于量變階段，充分利用矛盾諸方面之間存在的同一性，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倡導和而不同，達到合作、互利、共贏，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局面。”

“和諧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創新，也是中共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成果。而“求大同、存大異”，正是“和諧辯證法”精神的重要體現。

秉承我國傳統和合理念的“和諧辯證法”，同樣承認矛盾的普遍性。我國宋代唯物主義哲學家張載主張：“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這就是說，若無兩個對立面，就無一個統一體；若無一個統一體，兩個對立面的斗爭也就停息了。他還說：“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就是說，凡事物皆有對立的兩方面，對立的雙方必定相反地矛盾著；雙方的相反必定引起斗爭，而斗爭結果必然以和來解決。這同西方“斗爭辯證法”是基本一致的，區別只在于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西方則主張仇必斗到底。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制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堅持“和諧辯證法”的“和而解”，而不贊成“斗爭辯證法”的“斗到底”。“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唯有和衷共濟，才能共同繁榮。

我們不僅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體現“求大同、存大異”，在推行“一帶一路”、處理國際關系時，也必須堅持“求大同、存大異”。在國家基本利益上存在的“大異”，必須正視。可以擱置分歧、包容分歧、管控分歧，但不能以犧牲國家基本利益，來消減“大異”成“小異”。“存大異”可以讓那些爭端，留存給我們后代去設法解決。

習近平說：“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我國各項事業的進步，皆要依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求大同、存大異”，正是推動各項創新的前提。

各種藝術包括建筑藝術，皆要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求大同”。但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對美學的探求上，應當保護各種流派的自由發展和不斷創新。否則千戲一面、千城一面、低俗化，藝術就難以發展繁榮。這里就需要鼓勵“存大異”，各種藝術才能不斷標新立異，百花齊放，異彩紛呈。

無論自然科學還是哲學與社會科學，都必須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分辨是非；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是“求大同”。但也要堅持“各抒己見、百家爭鳴”,否則學術就不能創新，難以繁榮。

至于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更要求“存大異”。一切科技創新都是“標新立異”，如果在科技創新上，搞“黨同伐異”，那就是“學閥”作風，必然會扼制科技創新。

在國家社會治理上也要“求大同、存大異”。

筆者于1999年曾發表《一致性與多樣性———新時期統戰工作的新觀念》一文，提出我們處理各種宗教信仰與無神論的關系，也必須“求大同、存大異”，而不能是“求大同、存小異”。“求大同”就是宗教徒與無神論者，都應遵守法律，維護國家統一，提高道德水平，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十二條價值觀中，為什么只有“民主”而沒有“科學”？這兩條可算“五四”運動以來，最重要的兩個口號。這就因為要“存大異”，宗教徒可以不相信科學。這是無神論與宗教信仰間的“大異”之一。

民主黨派同中共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若不堅持“求大同、存大異”的原則，而是“求大同、存小異”，以致進一步“增同消異”，漸為“同而無異”。那還有什么“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呢？因此，防止民主黨派對中共的“趨同化”，保持民主黨派原有特色，就必須堅持“求大同、存大異”。

（作者系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