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大學生李文星之死引發廣泛關注，本文為你揭秘北派傳銷“蝶貝蕾”：規模龐大，等級分化分工明確，涉及全國多個省市。

就在李文星尸體被發現8天前，靜海公安在多部門配合下，抓獲靜海“蝶貝蕾”傳銷組織高層人員7名、傳銷骨干人員25名，遣返傳銷參與者數百人，繳獲、凍結贓款100余萬元。

疑似傳銷組織的幕后操作者假扮成上市公司招聘人員，吸引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應聘，是其騙局得逞的關鍵一步。

生前，這位985大學畢業生是全家的希望，從農家子弟到北漂青年，他原本可以追求一個美好的前程。可惜，一切戛然而止。

7月14日，求職大學生李文星的尸體，在天津靜海區G104國道旁的水坑中被發現。某反傳銷組織的QQ群成員何凱自稱，在距離廣場3公里的上山三里村超市后面的平房里見到過李文星。何凱說，那是一個屬于“蝶貝蕾”傳銷組織的窩點，他和李文星在那里住了一個多月。

本報早前報道，靜海區公安分局民警表示：根據李文星隨身攜帶的傳銷筆記等物證，分析認為其極有可能誤入傳銷組織。

根據靜海公安的消息，就在李文星尸體被發現8天前，靜海公安在多部門配合下，抓獲靜海“蝶貝蕾”傳銷組織高層人員7名、傳銷骨干人員25名，遣返傳銷參與者數百人，繳獲、凍結贓款100余萬元。

據專案組介紹，“蝶貝蕾”傳銷組織規模龐大，等級分化分工明確，涉及全國多個省市，參與傳銷人員多達7千余人次。其中，在靜海及周邊地區發展傳銷人員就多達1600余人。

早在2006年3月1日，聊城市東昌府公安分局民警前去解救一名被困傳銷窩點的女大學生。屋角一套名為“蝶貝蕾”的化妝品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為“低級傳銷人員不可能有傳銷產品，也不可能單獨居住”。東昌府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副大隊長王永剛判斷，與這位女大學生同居的嚴某應該是一條“大魚”。通過進一步訊問，“蝶貝蕾”傳銷網絡的一個B級頭目，浮出水面。

之后警方順藤摸瓜，破獲了這起當年最大的傳銷案——“蝶貝蕾傳銷案”。根據《法制日報》報道，當時涉案者多達50余萬人，涉案金額達20億元，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國30多個城市。

“這是一個老牌的傳銷組織，雖然2006年被打擊了，但其各地的分支還在，還是很猖獗。”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帶領的民間反傳銷組織告訴筆者，在2006年就從“蝶貝蕾”傳銷組織解救過受騙人員。

妄圖披上“合法”的外衣

從2006年“蝶貝蕾”案中可以發現，傳銷組織傳銷組織還試圖從非法走向“合法”。傳銷的組織者非常渴望自己的“事業”合法化，并想方設法規避法律。

自2005年開始，“蝶貝蕾”的一些團伙，開始加盟貴州虹躍集團的一家下屬公司—貴州虹躍藥業有限公司，披起了“合法”的外衣。據新聞報道，傳銷組織“收入”的37%作為利潤直接歸入貴州虹躍，而剩余的款項，還有近四成再以其他名目存入貴州虹躍。

筆者在網絡上發現一家名為“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的有限公司，與“蝶貝蕾”傳銷組織同名。官網介紹其成立于1999年11月，是由中國艾琳集團公司、美國POLR公司、韓國COSMAX公司三家大型化妝品企業合資創辦的中國首家專業OEM加工企業。

一名網友稱，其2008年在天津被騙進一家叫“廣州蝶貝蕾化妝品”的傳銷組織，網絡上也充斥著大量“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是傳銷嗎？”的類似問題，均無明確回答。

撥打“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有限公司”全國服務熱線電話后，對方稱他們是中外合資企業，與“蝶貝蕾”傳銷組織沒有任何關系。公司業務部接單，工廠生產，沒有設置銷售部。

筆者向李旭提及傳銷組織合法性的問題，他直言，“蝶貝蕾”傳銷組織和“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沒有任何關系，“傳銷組織只是借著正式公司的名義運作，沒有任何產品實物。廣州蝶貝蕾精細化工有限公司也深受其害，每年都會有很多人打電話咨詢他們與傳銷組織的關系。”

李旭稱其帶領的民間組織“中國反傳銷協會”解救陷入“蝶貝蕾”傳銷組織人員的比重并不大，但每年都有很多起，“全國還有各種各樣的傳銷組織，打著各種旗號，公司名號都是假的，類似公司多如牛毛，‘蝶貝蕾’也只是傳銷組織躲在其后的一個名字。”

京津冀反傳銷救助中心的負責人王明在靜海區生活了20多年，他曾特別強調，“靜海屬于北派傳銷，北派限制人身自由，具有暴力行為，南派相反，更注重精神控制。京津冀都屬于北派傳銷模式，但不都是蝶貝蕾，而靜海區幾乎都是蝶貝蕾。”他接的不少活，都是解救陷入“蝶貝蕾”的受害者。

掛羊頭賣狗肉

李文星之死并非簡單的意外，“溺亡”這個冷冰冰的尸檢鑒定結果，不足以說清楚背后的真相。目前，警方已對其誤入傳銷組織的情況立案調查，現有證據顯示李文星生前極有可能被傳銷組織所控制。

李文星到天津求職的結果并不如他的預期。上司公司科藍軟件已發布公告稱，網絡招聘平臺“BOSS直聘”上給受害學生李文星發入職聘用書的招聘方“北京科藍”系他人惡意冒充，該公司沒有李文星應聘時接觸的兩名員工。不管李文星到天津什么樣的機構，找了一份怎樣的工作，他肯定是遭遇了“李鬼”。

在這一過程中，網絡招聘平臺難辭其咎。很多人親身驗證發現，涉事招聘平臺“BOSS直聘”的審核機制存在嚴重漏洞，事發前，用人單位不經認證就能發布至少一條職位信息。換言之，發布招聘信息的人可以打著任何企業的名義收簡歷、獲取應聘者個人信息。疑似傳銷組織的幕后操作者假扮成上市公司招聘人員，吸引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應聘，是其騙局得逞的關鍵一步。

BOSS直聘解釋稱，公司之前執行的認證策略是“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是因為2015年初時用戶少，招聘者多為初創公司，甚至籌備公司的招聘者。當時是為了便于招聘者上平臺發布職位。

此政策具體為：1、只發一個職位，公司名稱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可以找到、職位沒有明顯問題，先發布。如果不觸發用戶舉報，就不強制審核他。而是引導他，認證的話，可以多發職位。2、招聘者要一個以上職位，則要強制進行審核。

這個階段沒出問題，BOSS直聘認為：“現在回想起來，跟當時平臺小，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有很大關系。”

在2016年之后，大公司來招聘的多了，BOSS直聘對大公司還是采取了“企業郵箱認證”的方式，并繼續執行“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的策略。具體為，對于沒有公司郵箱的招聘者采取營業執照認證的方式；籌備期的公司，沒有營業執照，平臺會要求他們提供名片、工卡、在職證明等。

“李鬼”公司發給李文星的郵件

后來，平臺有了更多的工程師、審核人員，BOSS上線了專門進行審核的系統，進行“機器+人工”的審核，并繼續執行“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的策略。

這個階段，積累了大量經過認證的真實BOSS的數據和一些被舉報、封禁的招聘者的行為數據，系統能夠在不斷的學習中，對識別出的虛假BOSS建立多維度的模型，并持續豐富。

但是，隨著反虛假招聘者系統日益強大，“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的招聘者當中，出現了一些未經舉報，但是被封禁的招聘者，平臺對這些人進行人工審核、強制要求進行認證。沒有通過認證的招聘者，將被列入黑名單，并作為系統今后查殺虛假招聘者的數據補充。

BOSS直聘稱：“不能及時更新這個策略，是我們的問題。教訓很慘痛。公司管理團隊已經形成決策并且落實，把招聘者真實性審核作為生命線。”

從8月3日凌晨開始，BOSS直聘自稱進行了全面調整，對于所有招聘者執行事先審核認證的流程。不久，在目前材料審核的基礎上，平臺會采取如身份證、人臉識別等更為準確的審核認證措施。

大部分情況下，戳破謊言并不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核實。在李文星赴天津之前，跟他合租的大學同學曾提議讓當地朋友幫忙打聽公司情況。即便沒有當地朋友，通過114查號，找到公司所在軟件園管委會電話咨詢一下，也很容易甄別信息真偽，但遺憾的是，每個誤入傳銷的人，都少了質疑和核實這一步。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文星的上當受騙，也與傳銷組織行騙的手段越來越高明、網絡招聘平臺監管缺位有關。人們一般都會認為，發布在正規招聘網站上的信息都是真的，誰知道還有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虛假招聘？此次涉事的“BOSS直聘”網站，不進行驗證即可發布招聘廣告，這不是技術漏洞，更多的是管理漏洞。有此漏洞的招聘網站遠不止“BOSS直聘”一家，不少國內知名招聘網站均只要簡單注冊即可發布招聘信息，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在互聯網草莽發展的時期，社會因為網絡空間的自由和開放享受了極大的紅利，但如今，血淋淋的事實一次次告誡人們：完全自由的互聯網，其破壞力遠大于建設意義，缺乏監管和約束，它帶給人的只有未知的恐慌和險境。

網絡那頭是人還是鬼？

事實上，對于網絡平臺對用戶身份的審核責任，今年6月開始施行的《網絡安全法》已經做了明確規定：

未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或者對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用戶提供相關服務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并可以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關閉網站、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對此，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趙占領律師表示，網絡招聘平臺應該對招聘單位進行基本的身份審核，例如要求提供營業執照并核實營業執照的真偽，同時也應該對具體負責在其平臺上注冊賬號的個人進行身份審核，比如要求提供招聘單位的授權文件，或者要求用企業郵箱進行身份驗證等等。

具體到“李文星事件”，趙占領說，如果李文星的受害確實跟BOSS直聘平臺上的招聘信息有關，且該招聘信息虛假，而BOSS直聘沒有盡到相應的審核義務，則BOSS直聘對于李文星的受騙及被害有較大的過錯，應該對李文星的家人承擔賠償責任。

中國互聯網協會法治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胡鋼也指出，目前大多數互聯網招聘平臺采取的主要模式是讓求職者免費使用，向招聘企業收取費用，以及通過廣告來營收，因此這類招聘網站也屬于網絡廣告的經營者，不能逃避《廣告法》要求的廣告審核義務：企業主體身份、招聘內容是否為真。

“它（網絡招聘平臺）可以要求（招聘企業）提供營業執照的掃描件，一核對就行。這屬于表面審核，可是連這都沒做。”胡鋼指出，許多網絡招聘平臺一頭連著招聘，一頭連著消費者，在消費者端一般采取免費服務，也就意味著來自招聘企業的廣告費、招聘撮合費成了這類網站的主要收入，這導致它們沒有動力加強對招聘企業的相關審查。

“這個事件之所以備受關注，一方面因為可能涉及到傳銷，其社會危害性通過個案凸現出來，另一方面涉及到發布招聘信息的網絡平臺，究竟應該承擔什么樣的審核義務，以及如何對于招聘平臺的虛假信息進行監管，這是行業性問題。”趙占領說。

北派傳銷“蝶貝蕾”

“傳銷分為南北兩派，南派傳銷不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傳銷者常回家拉人、拿錢，家人發現后就向我們求助，我們就到家去勸說。北派傳銷常控制人身自由，我們會被叫去現場解救，把人救出來后再給他反洗腦。”李旭介紹。

“北派傳銷”屬于低端傳銷，上當受騙的人年齡較小，層次比較低，20歲左右的年輕人居多，畢業或者未畢業的大學生占有很大的比例，條件簡陋，“吃大鍋飯、睡地鋪、上大課。”這類傳銷分溫和型和暴力型兩類，但最終目的都是對受騙人員進行人身控制、消磨意志直到精神控制。

何凱回憶，在傳銷組織窩點，大家六點起床，半個小時洗漱，吃過沒有肉的飯菜后，要上一上午課：教授如何在網上發展下線。下午大家會一起打撲克牌，李文星也參與，但很少有表情。晚上和白天一模一樣的課，要講到十點。何凱說，他們這個“家”是唯一不被打的，頂多餓一餓。

李旭分析大學生容易受傳銷組織蠱惑的原因，就業壓力大導致大學生求職心切，加上本身缺乏防范意識，傳銷組織對其比較容易誘導和洗腦。大部分獨生子女受父母寵愛，傳銷組織人員也抓住了這個弱點，跟沒有防備心的父母、親戚大肆要錢。

據王明信息，靜海區的“蝶貝蕾”組織大概是2005年左右開始有的，“蝶貝蕾”對外稱直銷，主要以感情邀約，介紹工作為由，給出高薪來利誘，在受害者到來以后，以恐嚇、威脅，甚至對其進行人身傷害，來控制受害者。入門費為2900元一套產品，每人可以購買1-30份，也可以拉下線。

幸運逃出的何凱描述，他和李文星曾經被困的傳銷窩點——“蝶貝蕾”組織，等級森嚴。成員待的地方被稱作“家”，接收求職簡歷和讓員工面試的職位叫做“網上”，從最底層的“帥哥、美女”、新老板、小扛、大扛到大導五個級別，小扛才可以發展下線邀約新人，而一般能出去接人回“家”的都是高身價的小扛，他們在組織中投入大量自己的錢購買產品，不會跑。何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當時已經做到“小扛”了。

就在這個等級森嚴的“家”，十幾個人蝸居在一室一廳的平房里。空氣渾濁，待在沒有電扇空調的屋子里，不停地流汗。而李文星因為是新來的，洗澡都只能在別人的監視下洗冷水澡。

“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中國反傳銷資訊救助網站和中國反傳銷網社區上，曾經身陷傳銷囹圄的網友，紛紛披露其在“蝶貝蕾”傳銷組織的經歷，洗腦式課程也被剖析出來。

蝶貝蕾”內部培訓機制主要是“五級三階制”和“三商法”。“五級三階制”是一種獎金分配制度，起源于美國，目前這種獎金分配模式已被我國金融保險銀行業廣泛的引用。所謂的“三商法”是分析“以人為店鋪，無店鋪經營的多層次直銷（即傳銷），是一種人員銷售。但有不少非法分子將“五級三階制”和“三商法”利用于非法傳銷活動，其制度本身并無好壞之分。

“五級”是獎金制度的五個級別，即E級會員、D級推廣員、C級培訓員、B級代理員、A級代理商。

“三階”即加入者晉升的階段 ：

1. 從E級會員升為C級培訓員為第一個階段，當你人數達到當時就晉升。

2. C級培訓員升為B級代理員為第二個階段，當你人數達到在下個月的一號晉升。

3. B級代理員升為A級代理商為第三個階段，當你人數達到也在下個月的一號晉升。

“新朋友”在交納2900元成為會員E級后，當你達到相應的點數后就會晉升相應的級別，個人不斷發展人數，這樣一傳二、二傳四、四傳八呈幾何級數倍增的形式壯大。

非法傳銷人員鼓吹說這個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人性化的直銷制度，對每一個加入者都是最公平的，最適合老百姓操作的制度。不論你有沒有文化，從事什么職業，處在哪個階層，只要你繳納了2800-3900元不等的入會費，你就可以從事這個“暴富”的事業。并喧嚷成為A級代理商后，每個月的工資都有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

“蝶貝蕾”培訓人員稱其賺的是60%的中間環節費，但是拉來的每個下線2900元的60%，掙的其實就是“自己人”的錢。工資的計算按照拉多少下線給多少錢，層層剝皮。

五級三晉制（圖片來自網絡）

去年被騙進天津靜海的傳銷窩的大四學生王秋生（化名），被困的傳銷公司名叫“蝶貝蕾精細化工有限公司”，領導介紹他們主要是賣貨凝白滋養套裝，主要負責做人、織網、賺錢。

王秋生敘述其在傳銷窩中的“上課經歷”。領導對他們講：“中國為了加入WTO，二次引進三商法。但是三商法在中國還沒有立法，所以他們傳銷不合法，但是不犯法。一商法說是計劃經濟，二商法是市場經濟，三商法是直銷。”

“我們現在是過得很苦，但是我們有錢！”“領導”向王秋生抱怨。

傳銷屢禁不止，公民應提高警惕

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認為傳銷有三大特征：繳納入門費或認購一定數額商品；發展下線形成層級關系；自己的下線投入都有自己的提成，層層返利；不管什么區域、場合、什么樣的公司、什么樣的產品，也不管是什么銷售模式，

只要存在這三特征就是傳銷。

談及此次李文星事件，李旭表示不僅天津靜海區，“比天津靜海嚴重的還要很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區，聚集在這些地區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地理位置佳，大部分求職人員都會考慮發達地區；二是物價低，給傳銷團伙提供了生存土壤；三是打擊力度小，甚至相關機構不作為。

針對傳銷組織詐騙，李旭建議要加強防范，警惕網上招聘、網戀。要注意甄別真假信息。

當對方以介紹工作或談戀愛等理由把你拉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卻連正式的辦公場所都沒有，“戀愛對象”連份正式工作都沒有，這時你可以基本確認已被騙入傳銷組織了。如果接下來你還被安排參加有關行業現象、分成規則、邀約新人的課程，那更加可以確認對方在從事傳銷。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手機還沒被收走，要第一時間給朋友發定位信息，讓其幫忙報警。如果運氣不好，一來就被控制，要假裝順從，不當面拆穿和反抗，保全自身安全是首要的。因為傳銷人員圖的是你的錢，以及將來利用你的社會關系給組織拉來新的下線，只要配合一段時間，你總會有機會逃離組織，哪怕身份證和錢被扣留，也可以通過報警或找當地人（傳銷組織一般不發展當地人）尋求幫助來解決。

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認識，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洗腦。一邊是暴利誘惑，一邊是周圍群體無時無刻地滲透影響，缺乏社會經驗又急于改變命運的大學畢業生，很容易被攻破心防。畢竟人性都有弱點，心理防線一旦被打開一個小缺口，欲望就會難以抑制。這需要我們平時就建立起一種常識，如果一份工作能讓人短時間實現上百倍財富的增長，那不是搶就是騙，現實中絕無可能。

曾經也是傳銷受害者的李旭通常會對傳銷人員進行反洗腦，以身相勸。但他表示“效果不大”。

中國社會傳銷詐騙行為屢禁不止，李旭認為這與取證難、打擊處理難、法律滯后三點有關，傳銷組織無公司、無產品、無實物，證據往往會不足。再加上傳銷人員已經被洗腦，執迷不悟，打擊處理難。我國法律針對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規定門檻較高，難以指認，對打擊傳銷人員頭目比較有效。所以很多人會抱著僥幸心理從事這一犯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