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７月１７日電題：深情一曲赤子歌——左權將軍和他的１３封家書

新華社記者梅常偉、王楠楠

“父親犧牲的時候，我還不到兩歲，哪里會有印象呢？”

首都北京一家社會福利院內，今年７７歲的左太北坐在輪椅上，面前的小桌板上擺著七八本關于父親的書，其中有兩本是她自己主編的，一本是《我的父親左權》，另一本是《左權家書》。

捧讀那些泛黃的紙張，左權將軍留下的一個個字詞、一個個標點宛若音符，交匯成一曲深情的赤子之歌，真實呈現出他作為軍人、兒子、丈夫、父親的豐富形象……

報國志堅

一封寫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８日的信，是左權回給叔父左銘三的。

彼時，盧溝橋事變剛剛過去兩個多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陸續奔赴抗日前線。

由于戰事不斷，左權一連幾個月都“在外東跑西跑”，直到叔父的信寄出后將近四個月才收到。而從回信的內容看，這是左權１０多年的時間里第一次得到家鄉親人的消息——他的大哥左育林因為得了肺病，已經在１９３３年去世了。

突如其來的噩耗，讓左權“悲痛萬分”，也讓他感到深深的自責與不安。

早在１９３０年，左權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回國后，曾給家里寫過一封信，告訴家人自己雖然回國“卻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贍養，托于長兄”，他自己“將全力貢獻革命”。

如今，家里的頂梁柱沒有了，一家老小還能指望誰呢？

忠孝不能兩全，左權內心深處撕扯著、煎熬著，但同時清醒著、堅定著。他懇請叔父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他愿以“成功的事業”，報叔父與母親對自己的恩情，報大哥對自己的培養。

隨后，時隔３個月，抗戰形勢急變，華北、淞滬抗戰均遭失敗，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左權在行軍和戰事間隙，又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信末，左權寫道：“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左權不知，遠在湖南的母親看到這些文字，心中該是何等欣慰，又是何等心疼……

伉儷情深

“志蘭親愛的”，這是從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寫的１１封家信中，左權對妻子劉志蘭最常用的稱呼。

二人相識于１９３９年早春，介紹人是朱德。第二年５月，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彭德懷給她取名“太北”。

那張唯一的全家福中，左權抱著女兒，身邊坐著妻子，開懷而笑。不久，左權依依不舍地把妻女送上前往延安的路……

１９４１年，太行山戰事暫緩，官兵們在院子里種了不少花。９月，花開得歡實，左權在信中告訴妻子，“每次打開門簾，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

那一刻，是愛，讓這位久經沙場的抗日驍將展露出內心深處的溫潤與柔情。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前一封信剛剛發出半個月，一位叫江明的同志因事去延安，左權又給妻子寫了兩頁紙，信中寫道：“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廿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二十一個月！誰能想到，這位心里裝著千軍萬馬、謀劃抗日大計的將軍，一直都在默默地數著日子盼望一家團聚。

可就在３天后，為突破日軍重兵包圍，左權不幸犧牲，年僅３７歲。

信，最終寄到了妻子手上，可相聚的日子，左權卻再也等不到了……

舐犢之慈

父親犧牲那天，左太北還差兩天過兩周歲生日，被母親寄養在延安一個托兒所里。

與父親有關的記憶，左太北是從１２歲那年的兒童節開始的。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日，左太北和同學代表少先隊員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獻鮮花。毛主席聽說她是左權的女兒，特意跟她一起照了張相。現在，這張照片和那張唯一的全家福一起擺在她床尾的柜子上，一抬頭就能看見。

讀中學、上大學、參加工作……左太北慢慢長大，可關于父親的印象卻始終是近乎空白，直到１９８２年她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發還的物品，看到了父親留下的家信。

“每一封信，父親都大段大段地提到我，問我‘身體好嗎’‘長大些了沒’‘更活潑些了沒’……”左太北說，如果不是親眼看這些信，誰能想到一個戎馬倥傯的將軍，對女兒的愛竟然如此細膩。

夏天，他給女兒帶來熱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記掛著小家伙別凍壞了手腳；女兒病了，他焦急地反復在信里念叨“有了病必須找醫生”；別人給的糖果，他舍不得吃，連省下的錢一起托人帶去延安……

直到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里，左權還想象著與妻女團聚的情景：“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里，又由媽媽懷里轉到爸爸懷里來……”

一轉眼，這個再尋常不過的團聚心愿，已經碎了７５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