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軍隊進行武裝斗爭的新時期，是中共黨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而九江地區被譽為“發動南昌起義的前沿基地”，在南昌起義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革命力量集中九江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汪精衛把持的武漢政府反共面目也逐漸由秘密轉向公開。6月底，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開始實施“東征討蔣”的計劃，準備把張發奎統領的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作為“東征討蔣”的中路前鋒開往九江集結，再由九江、湖口向安慶進發。第二方面軍共3個軍，除了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外，還有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兩個團、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等由共產黨直接控制。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回粵徐圖發展”的問題。12日，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等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改組后的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的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表示了“必定能夠引導民眾經過革命的一切艱苦時期，去達到最后勝利”的決心。

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同時煽動張發奎“清黨”。15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緊急會議。會上，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作了撤退的部署：準備第一步撤到江西南昌，要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秘書長、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吳玉章，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立即趕赴九江，成立一個“國民黨中央辦事處”，以接應中共同志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到南昌去。江西早期共產黨員、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委鄧鶴鳴同時被派往九江，協助吳、林工作。

7月16日，吳玉章、林伯渠、鄧鶴鳴乘船抵達九江，同船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黨中央中共黨團書記譚平山。在中共九江市委和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的安排下，吳玉章、林伯渠在當時的九江“審判廳”建立了“國民黨中央辦事處”。到7月29日，“國民黨中央辦事處”在九江存在10余天時間，吳玉章、林伯渠先后接待了中共領導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等人。

7月11日，葉挺的二十四師、賀龍的第二十軍等部隊已陸續向九江進發。中共領導人和葉挺、賀龍部隊的陸續到來，給了九江民眾很大的鼓舞。為了配合中共中央“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回粵徐圖發展”戰略，中共九江市委加緊了宣傳工作，市委書記袁玉冰等為《國民新聞》寫文章，揭露汪精衛徹底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以及“東征討蔣”的用心。共產黨員、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高語罕應約在《國民新聞》給汪精衛寫了一封公開信，揭穿他背叛革命的行徑。

制定起義方案

1927年7月，到達九江的中共領導人和黨員干部日益增多。中共“五大”選舉產生的五屆中央委員會45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就有16人先后到了九江；10名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就有7人到了九江；臨時中央常委5人除李維漢外，都先后到了九江。其中，駐贛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團長朱德，受周恩來的委派也于19日到達九江(21日赴南昌)。

7月20日，在九江的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聶榮臻、葉挺5人，由林祖烈安排，在九江英租界海關召開談話會（通稱九江首次會議）。談話會由譚平山主持。到會人員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認為“在政治上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有包圍我軍之形勢”，“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而犧牲，將與我們回粵之號召農民運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之目的完全相反”。談話會最后決定，集合中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于南昌，并爭取二十軍，實行南昌起義，“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政府來號召”，“成立革命委員會，用國民黨中委聯名名義宣布”。

在九江談話會議期間，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邀請在九江的中央委員舉行會議，匯報南昌起義的醞釀情況。會上，當李立三等把九江談話會提出的南昌起義方案匯報后，瞿秋白“完全贊同”。會議期間，聶榮臻特地到牯嶺，看望在那里養病的劉少奇，“通知他中央決定要在南昌起義，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22日，瞿秋白把“在潯負責同志之意見”帶回武漢，請中共中央即速決定。瞿秋白走后，鮑羅廷與李立三、張太雷繼續討論南昌起義問題，并請聶榮臻、林伯渠上廬山，進一步了解部隊準備起義的情況。22日傍晚，張太雷攜帶此次會議的總結前往武漢。

7月23日，賀龍、惲代英、高語罕、廖乾吾同抵九江。此時，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受共產黨的影響，曾多次向他的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產黨，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按照汪精衛的旨意，要賀龍的二十軍集中到德安，并借邀請賀龍、葉挺到廬山“避暑”為名，準備抓捕。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從軍長黃琪翔那里獲悉朱培德的陰謀后，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葉挺。25日，賀龍、葉挺、葉劍英、高語罕、廖乾吾5人，在九江市區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小劃子”會議）。會上決定：賀龍、葉挺部隊立即開往南昌。同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四人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葉、賀軍隊于28日晚舉行起義，并急電中共中央征詢意見。26日至27日，葉挺、賀龍相繼率領部隊離開九江，向南昌開拔。

瞿秋白、張太雷到達武漢后，中共中央聽取了他們的報告，做出了同意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并任命周恩來為起義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加緊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周恩來隨即同陳賡趕赴九江，向李立三、譚平山、惲代英等人傳達中共中央的決定。在聽取李立三等人的報告后，周恩來表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部署完畢后，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彭湃、陳賡等坐火車趕往南昌，于當天成立起義前敵委員會，定于30日晚舉行起義。

開赴南昌

周恩來離開九江前，特別向聶榮臻、顏昌頤交代，設法把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并負責接應到九江的后續部隊和零星人員。“由于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不傾向革命，該師不能過早行動，因此約定，南昌一起義，立即放列火車到馬回嶺，火車一到，先把輜重裝車運走，隨后部隊開往南昌。”周恩來走后，聶榮臻趕到馬回嶺，做好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七十五團和七十四團的小部分準備起義的工作；由顏昌頤在九江接應后續部隊和零星人員。

27日晨，張國燾到達九江，并于30日晨抵達南昌，片面解釋共產國際的指示，阻撓起義。但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譚平山一致認為起義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

對共產黨準備在南昌起義，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已有所察覺。7月26日下午，賀龍率二十軍乘專列開赴南昌，行至涂家埠時發現涂家埠鐵橋被人炸毀。涂家埠鐵路工人、鋸木工人和其他行業工人100余人，得知賀龍部隊要去南昌，與革命軍一道連夜搶修，工人們不顧疲勞，克服缺乏材料、鐵釘等困難，從晚上九時干到27日凌晨4時，鐵橋才修好，二十軍的專列于當天上午抵達南昌。

7月29日上午，汪精衛同孫科、張發奎由武漢抵達九江。當天午后，汪精衛、張發奎等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部隊撤回九江，賀龍、葉挺對此不予理睬，葉劍英則把汪精衛到來的情況告訴高語罕、廖乾吾。高語罕、廖乾吾立即與在九江的中共領導人商量，決定脫離第二方面軍與第四軍，于30日搭乘二十九團的軍車赴南昌參加起義。

8月1日2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的領導下，南昌起義開始。起義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表了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斗爭決心。當日下午，駐馬回嶺的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全部、第七十五團3個營和第七十四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率領下起義，8月2日到達南昌集中。張發奎聞訊后，急忙帶領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和衛隊營從九江坐火車趕去阻止二十五師赴南昌，行至德安萬家壟、鄒家壟時，被擔任后衛的起義部隊七十三團一營猛烈阻擊，張發奎、李漢魂倉皇棄車逃回九江，其衛隊營被繳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