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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13歲被賣作童養媳 丈夫去世因無戶口未獲賠償

2017年07月24日 14:39 |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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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一個黑戶童養媳的前半生:13歲被拋棄買賣,30歲終正了身

薛九蘭常會問:我是誰?

17年前,她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的村子里,叫做劉九蘭,每天給一戶姓劉的人家放牛、洗衣、做飯……“沒讀過一天書,也沒有上戶口”。也就是在那一年,薛坤把她帶到湖南益陽武潭鎮羅家坪村。

薛國光以為兒子會帶一個豐滿的女人回家,“介紹人帶他去貴州找媳婦,當時花了八千塊錢的聘禮。”沒想到,薛坤(2007年過世)帶回了一個13歲的“又黑又瘦”的小姑娘。

薛國光對來到家里的九蘭很不滿意,只得把她當成女兒帶了幾年,沒想到后來真的成了女兒,并改姓叫做“薛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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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和“父親”薛國光。本文圖片作者均為魯米

6月27日,雨過天晴,老屋的地面依舊有積水,因為屋頂漏雨,房間墻壁和天花板用油布遮住了,但它蓋不住地面的潮濕氣息。坐在家中的九蘭,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樣,歲月把她打磨成一位豐滿的婦女:一米六的身高,約有一百三十斤。

九蘭記得,親生母親很早就跑了,親生父親姓謝(音),在她很小的時候,把她送給一戶姓劉的人家。“現在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她突然抬高嗓音:“他們都不要我了,我沒有爸爸媽媽,我就是一個孤兒!”

從“謝九蘭”到“劉九蘭”,再到“薛九蘭”,她既是旁觀者清,又是當局者迷,“不知道自己算什么(身份)”,一直沒有戶口和身份證。

直到今年6月19日,她辦上了戶口,正式成為薛國光“非親屬”女兒薛九蘭。

8000元“聘禮”

2000年的某一天,29歲的薛坤懷揣著8000塊錢,跟著劉建國到貴州六枝特區中寨鄉找媳婦。

羅家坪村當時有好幾個貴州媳婦,開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帶回了貴州籍妻子,接著更多人陸續被介紹到村里做媳婦。當年的村支書薛益賢說,像劉建國,他的岳父母就是六枝特區中寨鄉人。

從劉建國岳父母家,走一個小時的山路,就到了劉安良的家——九蘭那時13歲,被父母送到劉安良家,改姓叫做劉九蘭。“每天放牛、洗衣、做飯……就是不讀書。”

6月27日,說起13歲時的自己,九蘭稱“好多事情都記不起來了”,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見面的場景。

但劉建國記得清楚, “他(薛坤)一見九蘭,就看中意了。”

這個29歲的男人,尋找了多年之后,終于找到自己的女人——一個比自己小16歲的姑娘。他們在劉家待了好幾天,并沒有去見九蘭的父母。

“她(九蘭)父親把她送給了劉安良當妹妹。”7月4日,劉建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他們沒有再去見九蘭的生父。

薛坤給了劉安良8000塊錢,算是娶九蘭的“聘禮金”,在劉家待了幾天過后,帶九蘭回了湖南益陽武潭鎮。

“劉安良也一起過來了,在家里住了一個多星期,(薛坤)還買了很大很大的魚讓他帶回去。”九蘭說,那是她第一次出這么遠的門,轉了好幾趟車,買了有四五次票,從遵義搭火車到益陽,火車轟隆轟隆地響,花了大約兩三天的時間。

剛回羅家坪村的那幾天,很多村里人跑到薛家看,“聽說她只有十一二歲,大家都覺得好奇,沒見過這么小的媳婦。”村民薛紅明(化名)說。

那時候的九蘭太小了,不到一米四的身高,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還小。薛國光開始對九蘭很不滿意,但家里終于迎來了一位女性。

1987年,薛國光老婆因車禍過世后,家里就只剩下三個男人——薛國光、大兒子薛坤和小兒子薛明(化名)。九蘭的到來,給家里添了不少歡樂,雖然她自己覺得并不開心,甚至認為那是她過得最艱難的一年——很想回家,聽不懂說話,很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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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和“父親”薛國光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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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國光在整理衣服。

因為聽不懂本地話,九蘭沒少被性急的薛國光罵,但薛坤對她一直都很好,“他還叫我去學校讀書”,九蘭說,當時她不愿意去,“覺得年紀大了,也怕被別人笑話”。

“她是買過來做媳婦的,他們也擔心,九蘭讀書識字跑了怎么辦?”一位姓丁的村民說。

過來沒多久,九蘭跟村里小朋友熟絡起來,她經常跟著他們,夏天一起去水溝里游泳,冬天圍在火爐邊烤火。小朋友們都去學校讀書時,九蘭每天在家里轉悠,并不時幫薛國光干活——做飯、洗衣、喂豬……除了地里的農活,她幾乎什么都會干,村里有制作筷子的作坊,她有時也去里面干活,一個月賺上幾百上千塊錢。

薛坤一從郴州煤礦回來,她就跟著薛坤一起出去玩。

“她性格很開朗,從小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的。”看著九蘭長大的薛敏芝(化名)說,薛坤喜歡打牌,有時打到凌晨都不回家,九蘭也不敢一個人回家,就躺在薛坤的懷里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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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在家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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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的晚餐。

16歲的母親

14歲的時候,九蘭第一次來月經,她后來才知道,那是女孩成長為女人的標志。

她開始慢慢能聽懂本地話,依舊每天做飯、洗衣、喂豬……兩年多過后,她和薛坤成為事實夫妻。“我老公對我很好,他那時想帶我回(貴州)去,后來他死了,什么都沒有了,到死都沒有見過我父母……”九蘭說,那時兩人在一起,還辦理了“結婚證”,其實并不是真的結婚證。

“那是假的,包括后來的出生證,也都是我們幫他倆辦的。”當時的村支書薛益賢說,“沒有辦法,她(九蘭)沒有戶口”。

來薛家的第三年,九蘭16歲,生下兒子薛磊(化名),“我老公年紀大了,想我把他生下來。”九蘭說,小孩滿月的時候,他們在家里擺了三桌,請村里人喝滿月酒和結婚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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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

村里人都替他們高興,最高興的還是薛國光,終于做了爺爺。

2005年,九蘭帶兒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礦,“看到他們一個個黑不溜秋的,全身上下只有兩個眼珠子有光。”讓她覺得震驚,至今記憶深刻。

在那里,她依舊每天洗衣做飯,還有帶兒子,待了一年多后,因為夫妻倆吵架,九蘭把兒子送回了老家,一個人去郴州市一家飯店打工,那時候兒子薛磊才3歲。

兩年后的2007年,郴州煤礦出事故,薛坤在礦井底下被埋。事發一個月后,九蘭回到村里,薛坤早已經下葬,她說那時她不懂事,跟薛坤吵架,“但也沒人告訴我他出了事”。

煤礦賠了十幾萬元給家屬,九蘭沒有拿到賠償,“我又沒有戶口,也沒有辦結婚證。”九蘭覺得很無奈,唯一讓她欣慰和感激的是,薛國光一直幫她帶著兒子薛磊。

羅家坪村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九蘭,知道她是從貴州買來的小媳婦,“他們覺得我可憐,都對我很好。”九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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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的房間用油布遮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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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墻壁上的鞋子。

在薛國光記憶里,九蘭很多事情不會做,他覺得她很可憐,沒有父母,從小離開家,過得很不容易,但他性子急了就會罵人,“如果有婆婆,家里會好很多,九蘭也會好很多。”

七十多歲的薛國光經常想起老伴,他說妻子1985年就在村里賣雜貨,“家里外面都能干,這個家都是她當家做主”。

6月26日,這個喜歡看四大名著的老人,多次說起1987年過世的妻子時,仿佛在說昨天剛發生的事情,直到他算了算時間,恍然明白,時間一去不復返,他和妻子已隔著三十年的生死。

薛國光妻子走的時候,大兒子薛坤才16歲,小兒子薛明才10歲。“他是一個不幸的父親,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鄰居薛慶豐(化名)說,他們家也是村里條件最差的。

九蘭站在桌子上,從房間的柜子上面拿下一張她和薛坤的合影,那是他倆的結婚照,里面的九蘭看起來很清瘦。“還不到100斤,我現在也沒什么變化,只是變胖了一點。”她一邊說,一邊擦拭照片上的灰塵,不知是懷念照片里的人,還是懷念往昔歲月。

離婚“協議書”

2008年,隔壁龍拱攤村有人給九蘭做媒。媒人詹文革說,“我和他弟弟(薛坤的弟弟)關系很好,有一次他說起她,我就想到可以給她介紹個男孩子。”

對方比九蘭大七歲,叫詹時建(化名),一只手有些殘疾。兩人認識半年后,就在一起了。九蘭因為沒找到親生父母,當時作為薛國光的女兒,從薛家嫁入了詹家,在詹家辦酒請了二十多桌。

“她一直叫我爸爸,叫了十多年了,我是她的親人,她沒有其他親人。”薛國光說。

7月3日,遠在湖北打工的詹時建說起九蘭,稱她很善良,知道疼惜人,“那時候,我爺爺奶奶病了,她還經常去背他們,加上我又是這個條件”。

嫁入龍拱攤村后,九蘭和村里人的關系也很好,他們都叫她九妹。九妹喜歡到處串門,大家都很喜歡她。

2009年,九蘭替詹時建生下一個兒子。“開始那幾年,我們感情很好。”九蘭說詹時建愛打牌,后來欠了很多錢,兩人開始經常吵架。

“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動,我是個女人呢!”坐在老房子的堂屋,九蘭倒了一杯芝麻綠茶,很快喝完,露出里面的芝麻,她一邊說一邊吃完剩下的芝麻,“芝麻越嚼越香,剛開始吃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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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在制作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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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在喝芝麻綠豆茶。

她的第二次婚姻,2015年開始出問題,詹時建說,主要是婆媳之間一直有問題。“她沒有讀過書,有點難以溝通,我那時又愛打牌”。后來兩人甚至沒有了來往,“她打電話我也不接。”那時詹時建在湖北打工,而九蘭一個人去了浙江打工。

2016年春天,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鎮拆墻的時候,意外被磚頭打死。薛國光家,從他的老婆,到他的大兒子,再到小兒子相繼離世,只剩下一個老人,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和一個小孩。

九蘭從浙江趕回來,因為詹時建拒絕跟她回家(那時他們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她便帶了湖北新男友田剛(化名)回來,這讓龍攤村不少人對九蘭看法發生改變,“以前在家里的時候很好,后來出去外面打工,在外面跟人學壞了。”“后來那個男人我見過,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她沒有讀過書,沒有戶口,又沒領結婚證。”

當天,九蘭回到益陽時,已經是凌晨了,“我們包了一輛車上來,到家時是凌晨三四點了。”田剛說,那是他第一次跟九蘭來薛家,他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好尷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多人還以為我是出租車司機”。

當天凌晨出殯后,九蘭決定和詹時建離婚,她打電話給詹時建,讓他回來辦“離婚手續”。

2016年4月16日,兩人在羅家坪村薛家簽訂了“解除婚約協議書”。“他們兩個抱在一起哭”,作為見證人的龍拱攤村村干部詹永安說,“這個女孩子,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人是很聰明的”。

詹時建說,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感情,主要是他母親不想他們離婚。“我嫌棄你,你嫌棄我,兩個人脾氣不好,干脆離了婚算了。”九蘭說他們經常吵架,接著又說,離婚她其實挺后悔的。

那張A4的協議書上寫著:夫妻倆共同協商解除婚約,共同兒子詹磊監護權歸詹時建,女方有探視權,兩人好聚好散,今后還是朋友交往,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干擾。經雙方所在村村委負責人調解,特立此約,簽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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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拿著她的“離婚協議書”。

九蘭不知道,這紙離婚協議并無效力:在法律層面,她自始至終沒有“結婚”,也談不上“離婚”。律師裴文魁解釋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不辦理結婚證,同居關系的事實婚姻不受法律保護。

事實上,在九蘭顛沛流離的命運里充滿了這樣的矛盾:對她呵護有加的前夫薛坤,也是她的“收買者”;與她友好相處的介紹人正是她的“拐賣人”——裴文魁告訴記者,根據《刑法》第241條規定,薛坤收買九蘭的行為,因九蘭不滿14周歲,構成收買被拐賣兒童罪,法定刑三年以下,追訴時效是五年;介紹人和賣方構成拐賣兒童罪,法定刑5到10年,追訴時效是10年。

不過前述行為目前都已超過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另外薛坤已經死亡,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應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新戶口

6月19日,九蘭到武潭鎮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戶口,上面寫著:薛九蘭,和薛國光“非親屬”關系。幾天過后,她收到桃江縣公安局寄來的身份證,無名了三十年后,她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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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蘭拿著她的身份證。

2015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提出加強戶口登記管理,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據人民日報2017年3月報道,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累計已有1395.4萬無戶口人員解決了落戶問題。

早些年,孫子薛磊出生時,薛國光為孫子和九蘭的戶口,曾多次跑武潭鎮鎮派出所,最后孫子的戶口上了,九蘭因沒有原始證明,一直沒有上成。嫁入詹家的時候,詹家人想過帶九蘭回貴州找親生父母,后因兩人感情出問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6月19日,由桃江縣公安局撰寫的通稿里寫道:6月15日,桃江縣公安局民警會同武潭派出所民警來到薛國光老人家,對薛九蘭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核實。在薛國光家,民警當場抽取薛九蘭的血樣,并將其血樣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進行比對。通過比對,暫未找到其父母。6月16日,民警根據無戶口人員落戶工作政策,將薛九蘭落在薛國光老人一家戶口上。

自2005年跟薛坤出門,九蘭去過浙江、湖北和郴州,因為沒有身份證,她幾乎很少坐火車,“只坐過一次高鐵”,也是借別人身份證買的票,大部分時候她在汽車站外面買票。“沒有保險,總擔心出什么事。”她用朋友的身份證辦銀行卡、手機卡,住酒店……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她說她是黑戶,我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沒有戶口。”男朋友田剛說,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里查暫住證,“她跟派所出人說,‘我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最后派出所也沒辦法,留了姓名和電話號碼走了。

“她用別人身份證辦銀行卡,辛辛苦苦存一兩千塊錢進去,人家拿身份證把錢取走了怎么辦?”田剛說,沒有身份的人生,一般人無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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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被泥土掩埋

這些年,九蘭從一個家庭,輾轉到另一個家庭,似乎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的家。取得身份的九蘭,希望有一個家,一棟屬于她自己的房子。“他們自己建好房子后,政府按每個人多少錢來補貼。”薛益賢說,薛九蘭家是村里最窮的,屬于貧困戶,符合異地拆遷補貼政策。

但她自己沒有錢建房子,她問記者,政府能不能幫她建好房子。“你看,這個房子都爛的不像樣子。”她帶著記者看被泥土掩埋的墻壁:廁所都被埋了,“有一年多了,現在家里廁所都沒有”。

“這個房子,已經不安全,都是危房了。”她指著土堆說。

父母和妹妹

多年以后,站在這棟破敗的老屋前,九蘭再想不起一千公里外親生父母的模樣。

“如果要去找,肯定能找到。”當年的介紹人劉建國說,“我老婆每年都回貴州娘家,九蘭要是想去找親生父母,可以跟著我老婆過去,但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

對于親生父母,九蘭情緒復雜:一方面她覺得父母不要她,把她送給了別人,她不想再去找他們;另一方面,漂泊三十年,找不到根的她,希望尋找到父母和妹妹。

小時候她天天哭,“想媽媽,夢里見到媽媽……”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離開了家,“他們也沒離婚,她就這樣跑了,我那時一兩歲吧。”

母親離家出走后,九蘭被送去外婆家。“我到處跑,跑回了自己家,我老爸又把我送掉了。” 直到薛坤看到她,把她帶到湖南來。

在她的印象中,家里有很多人,但她不記得他們名字,地址也記不起來了。她只記得,母親離開了這個家后,父親又娶了一個后媽,生了幾個小孩,當她從外婆家跑回家時,因為家里小孩太多,妹妹也被父親送了人。

“說實話,我就是孤兒,媽媽都沒見過,是被父母拋棄的女兒。嗷,我們老家好多,山里面多死了,很多女娃都扔掉了。”九蘭說,提起那些事,她就心里很煩,“覺得很累,很煩躁的……”,她經常想起以前就想哭,“腦筋都哭壞了”。

“現在變化太大了,我回去也找不到,”她毫無生氣地說,語氣中夾雜一股怨恨,“不想了,都不記得了”。

14歲的兒子薛磊,已經上初二,不喜歡讀書,一天到晚玩手機,這也讓九蘭很焦灼。“想讓他學點什么技術,學點什么呢?”她越說越焦躁,“我這輩子算完了,不想讓兒子也像我。”

當黑戶三十年,除了沒有身份的失落與茫然,不認識字也讓九蘭覺得好累,“到派出所拿戶口的時候,我自己名字都不會寫。”

上戶口的時候,九蘭又哭得要命,開始的時候因為高興,后來又害怕搞不好,“好擔心,想戶口想身份證啊!”

7月5日,薛九蘭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證購買了去浙江的車票,“覺得很好啊,”她說。

編輯:曾珂

關鍵詞:13歲被賣作童養媳 黑戶童養媳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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