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首次在《百家講壇》開講，到2014年做客央視四套《文明之旅》，伴隨著《齊白石：從木匠到巨匠》《徐悲鴻：從畫師到大師》《跟著呂立新去買畫》等一系列著述的出版，呂立新很快被公眾所熟知，而齊白石、徐悲鴻這兩位20世紀的中國美術大家，也隨著他的解讀，真正走進公眾的視野。

之所以選擇以齊白石與徐悲鴻為代表，實現與公眾的對話，呂立新有著自己的考慮：一方面，這兩位藝術家對公眾而言，熟悉而又陌生。他們的藝術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成長為美術巨匠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也具有很強的帶動性；另一方面，他們也是中國美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頗具影響力的大家——齊白石是傳統派，其寫意花鳥既具中國精神，也最接地氣；徐悲鴻是革新派，其中西融合之道，打開了中國美術的現代變革之路。他們的藝術人生，有故事，也有中國底色。

人生歷程與藝術歷程，是呂立新為公眾解讀美術大家的兩條主線。

對人生歷程的解讀，呂立新注重以故事詮釋精神。他認為，回望美術大家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其藝術的單純解讀，還在于以其中的人生哲理，接通歷史與當下的聯系。依憑曾經在電視臺工作六年的電視編導經驗，以及長期躬耕在藝術市場所累積的經驗與學識，呂立新從大眾感興趣的話題切入，以非課堂說教的方式、非專業化的方式，來講述美術大家的藝術人生。齊白石是“史上最牛北漂”“一個齊白石比一千個杜拉拉勵志”……呂立新的這些時尚語句，旋即與當下人產生思想交流和情感互動。故事環環相扣地展開，深入淺出地詮釋了美術大家從平凡走向成功的奮進精神。在他的解讀中，這些圍繞主題而展開的人生成長故事就像“寓言”一樣，化為一種精神，激勵今人要矢志不渝、奮勇向前。

對藝術歷程的解讀，呂立新注重以“廣角”來呈現。一方面，他注重完整性，通過具體的藝術作品解析，既簡明扼要地總結出美術大家的藝術特點，又引帶出他的師承，挖掘出其藝術精神以及對后世的影響。例如，他將齊白石的“似與不似”與傳統的“形神兼備”相結合，以齊白石與當時“京派”的關系等，呈現了美術史視野，為公眾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變。另一方面，他注重關聯性，將美術大家的藝術成長與時代相關聯。例如，他對徐悲鴻走向成功的原因，以及其創作如何彰顯中國精神的分析，滲透了時代因素對藝術家創作選擇的影響，呈現出個體與大時代的關系。這種注重完整性和關聯性的解讀，讓公眾得以從更寬廣的視野去整體看待美術大家及他們的藝術人生。

呂立新借齊白石、徐悲鴻刮起的勵志風與鑒賞熱，同樣有與之相應的時代背景。

近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美術館與博物館向公眾的免費開放以及中國藝術市場的繁榮等，讓公眾對美術鑒賞產生了濃厚興趣，這是來自社會層面的迫切需求。而公眾美術鑒賞水平的提升，既有利于中國藝術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國民素質的提升和文化自信的加強，甚至有利于中國藝術創作向“高峰”攀登——傳世的美術經典告訴世人，飽含民族精神的中國畫需要不斷深耕傳統，才能不斷尋求突破。相對于爆發式的大眾審美需求，長期以來，中國的美育明顯滯后，一般性讀物多存在語焉不詳或千人一面等問題。讀不懂中國畫、欣賞難入門、捕捉不到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等，成為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呂立新的藝術解讀，不僅讓公眾了解到美術大家作品的學術和市場價值何在，還宣揚了一種精神、一種態度、一種文化，以使公眾確立正確的審美觀，啟迪其生活智慧，強化其文化自信。這是呂立新在文化傳播上所致力的方向，也是他理解的美術鑒賞的重要意義所在。

文化傳播要就高不就低，是呂立新恪守的重要原則。曾經的職業媒體人身份，讓他深刻認識到，作為一名講述者、傳播者，要有一種責任感、使命感，因為講述者實際上也是一個引導者，其傳播的是文化、是精神、是價值，并使其深入人心。因此，講述者的語言可以是“下里巴人”，但道理必須是“陽春白雪”。所以在講述中，呂立新少有批駁、辯論或激憤，也不會以野史秘聞來吸引公眾的注意力，而是對前人、對歷史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傳達一種積極向上的正能量。美術大家的藝術人生經過他的“裁剪”與提煉，蘊含其中的精神和意義便得以彰顯。

在中國畫的世界里，擇取最具中國精神的實例，以一種獨特的講述方式，拉近高雅藝術與大眾的距離，這便是呂立新的文化傳播方式。他目注心營于此。因為在他的眼中，有一個充盈著文化精神和現代活力的書畫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