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人變老了”這句話隱藏了復雜的社會命題。如果討論止于對老人的批評和吐槽，甚至幾代人之間的“互懟”，那么這個命題就成了負向的公共討論。只有將這一代人的成長履歷嵌入到中國當代的歷史背景下，從中引出歷史性觀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話題才能有正向的價值。

和我一樣的“五零后”，大體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頻發的時期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時代。在那個年代，被人們背得爛熟的一段話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不再是傳統君子人格的示范，而成了革命的對立面，成了首先要拋棄的人格特點。今天，當年輕人呼喚年長者承擔起傳統文化示范角色時，卻不知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有上過“這一課”。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書籍匱乏，也對當年青少年的成長非常不利。“文革”時期，整個社會以及各個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圖書，書店里只有8個樣板戲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讀書的青少年苦于無書可讀。對人的成長來說，讀書是很重要的，豐富而有優秀的文學作品，給予的是良心、良知與同情性的教育。蘇聯作家邦達列夫講：“一個人打開一本書，就是在仔細觀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鏡子深處，尋找自己的主角，尋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別人的命運、別人的勇敢精神與自己個人的性格特點相比較，感到遺憾、懊惱、他會笑、會哭、會同情和參與——這就開始了書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的學生還有書可讀，并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錢理群就說，他通過讀安徒生的《海的女兒》而有了“精神的底子”，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響了他。然而后來的學生絕大多數就沒有錢理群那樣的機會了。這是那些被看做“壞人”的老人的悲哀——他們無緣獲得這種“精神的底子”。

與其說新聞中那些老人是“壞人”，還不如說他們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個時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們的許多行為是可氣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是：中小學只受過很有限的教育，畢業后插隊、進工廠，然后退休或是下崗。一輩子下來平淡無為，晚年生活限于溫飽。他們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精神生活貧乏，沒有什么獨特的興趣、愛好。他們生活的樂趣就是吃完飯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廣場舞。迷戀于廣場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階層的標識，我們很難想象季羨林、周有光、楊絳、屠呦呦去跳廣場舞。這種老年人的群體興趣，其實表達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無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這些老人，給人的印象是很“橫”，不懂事，不聽話也不聽勸。其實他們過去多是很聽話的——老老實實忍受知識匱乏的學校教育，老老實實地下鄉，再老老實實地下崗。他們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后，覺得自己聽話了一輩子，卻一直因聽話而吃虧，于是聽不進去話了。由于覺得自己一直很吃虧，心中就常常有氣，甚至是有一種“無名火”需要發泄，其行為就顯得很“橫”，有一種暴戾之氣。這些老人，看上去很強很“橫”，實際上卻屬于弱勢群體。

十九世紀著名的地質學家萊伊爾在他的巨著《地質學原理》中講：“回憶各民族的歷史，我們往往驚異地發覺，某一次戰爭的勝負，怎樣影響了現在的千百萬人民的命運，而這一次戰爭，早為大多數人遺忘了。”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如今中老年人成長的特殊歲月就與一場戰爭相似，它影響了一代人的歷史，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時至今日，當我們再來討論“壞人變老了”的問題時，應提醒自己不要把個體的人單獨“提溜”出歷史進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該反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