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林的車把上系了五個銅鈴，是父親當年舞的獅子上的。“文革”時期獅子皮被燒了，安林從廢墟里把鈴鐺撿了回來。

早上九點多鐘，還沒熱鬧起來的南鑼鼓巷響起“叮叮當當”的聲音，安林出車了，他的三輪車把上系著一排銅鈴，百米外就能聽到清脆的響聲。

安林今年70歲，身板硬朗，皮膚黝黑，短短的一層頭發露出了白茬。天熱，他敞懷穿一件中式盤扣褂子，前襟別一只古銅色懷表，闊腿束口褲，白底黑面功夫鞋。

1982年，安林成為走街串巷的三輪車夫，一晃35年過去，他從“小安”變成了“安老爺子”。眼看著鑼鼓巷從貴族府宅變成尋常人家，又從生活街區變成商業鬧市，他的人生隨著胡同的變遷跌宕起伏。

蹬了大半輩子車，他還是不肯歇下來。這是他的念想。

“老爺子”

“老爺子身體挺好啊！”

“還行！”

“老爺子快歇著吧，掙那么多錢嘛使啊！”

“我留著下小的兒！”

胡同里住了一輩子，街坊鄰里誰見了誰給打招呼，騎著車老遠看見就擺手，過去大家叫他安爺，一過六十，都改口叫老爺子。

南鑼鼓巷南北走向，東西各有八條胡同，對稱排列。從南口一進，左手邊第一條胡同福祥胡同，是安林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右手邊第一條胡同炒豆胡同，是安林現在停車待客的地方。

商業街禁止通行三輪，胡同游沿兩側胡同東西穿行。在這里，能把車光明正大地擺在胡同口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附近的一位保安說，炒豆胡同平時就有八個三輪車夫，只有兩位有營業執照，安林是其中一位，其他“黑三輪”都只能藏在胡同深處。

雖然如此，他并不是生意最好的，歲數大了，沒有養家的壓力，不著急掙錢。“老爺子是尊稱，都叫你老爺子你得有老爺子的樣子。”

6月的一天，陽光暴曬，青磚路像要冒出油來，下午四點多，四個游客要坐安林的車，他擺手叫來另一個車夫，“姑娘，我要下班啦，你坐他的車吧。”

天氣熱，游客少，那位車夫一天沒開張。“這些孩子都是外地來的，家里有老有小，不容易，我這是餓死的駱駝比馬大，不差這一個。”

安林從不到街口轉悠著拉活，在這待了快十年，平時就在這固定“停車位”候著。顧客也多一半是口口相傳的回頭客。

他在鑼鼓巷長大，從小耳濡目染，腦子里裝了本京城歷史，跟他逛鑼鼓巷，一步一個故事。

“鑼鼓巷其實叫羅鍋巷，中間高、兩頭低，像一個羅鍋，羅鍋不好聽，改叫鑼鼓巷，元朝建成，七百多年歷史了。”這是安林的胡同游開場白。

從齊白石紀念館講到中央戲劇學院、從馮國璋故居講到婉容娘家、后門橋……”

“萬寧橋也叫后門橋，跟前門相對，在北京的中軸線上。中軸線又叫子午線，城門都在的時候，正午十二點，陽光能從永定門、正陽門、天安門、地安門的門縫里一溜射過去。”

怕你聽不懂“內九外七皇城四”，安林拿張紙把這些城門城墻畫下來，“瞧見沒，這老北京輪廓就像頂帽子。”

街坊老肖沒事兒常跟安林聊天，“老爺子懂的確實多，說什么都頭頭是道，老的少的都愛聽他講老事兒。”

6月的一天下午，附近中學的學生找安林學北京方言，安林很樂于跟年輕人講關于老北京的一切。

“規矩”

安林有脾氣，用他自己話講挺“各”的。

坐他的車，從來不講價，“連逛帶講下來50分鐘到一個小時，150塊錢。”

客人再講價，他就回一句“您再看看吧”。

附近車夫要價都是150，講價的話120、100、80都有人拉，他不，“我要150就是150，因為我值這個價。”

有乘客提前約好下午4點坐車，5點才來，拉著安林解釋“碰見一熟人聊會兒天耽誤了”。

“對不起，您坐別人車吧，我下班啦。”乘客再說什么也沒用，“這人不講信譽不行。”

他要把故事講給誠心聽歷史的人。好幾次拉上倆大人帶一個小孩兒，孩子又哭又鬧，安林直接跟客人說，“您下車，我也不要錢，講不成別瞎耽誤工夫。”

沒客人的時候，他就坐在三輪上，離鑼鼓巷南口第一個保安崗不遠，不斷有游客過來問路，有的小保安剛來不熟，安林全代勞回答。

叫聲大爺，去哪他都給指得清清楚楚，“后海啊，您出這條胡同，看見一條河，往北，水怎么拐彎，你怎么拐彎，就到啦。”

要是上來就問“哎，哪哪怎么走”，安林就裝沒聽見。“還有不長眼的看你不搭理他，湊跟前來說，老頭兒問你呢。”這時候老爺子脾氣就上來了，“叫誰呢，你回家管你爸媽叫‘哎’嗎？”

北京爺們兒愛講禮義廉恥，不順眼的事兒都得管管。胡同里的公共廁所有的是單間不分男女，去年有個小混混經常拿手機從門縫下邊偷拍。安林自己躲進廁所，把廢紙筐子從門上邊扔下來，扣了小混混一頭。

鑼鼓巷其他車夫都敬著安林，剛來的人都跟他走活，學他講解。

一條胡同里做生意，常有車夫因為搶活起了齟齬，這時候老爺子就得出面“鏟事兒”，大家伙都坐下來，活兒是誰的說清楚，錢該給誰給誰，過錯方請喝酒，事兒過了還得互相照應。

安林的徒弟張革堂跟他拉了八年車，他說車行混雜，老爺子不欺負弱者，不怕強者，鑼鼓巷這么多年沒出現過車夫漫天要價的宰客行為，“老爺子在，規矩就在”。

老爺子饞酒，一頓白酒二斤，啤酒無數，自言從沒醉過。不光飯點喝，平時出車也喝，他出車帶一個1000ml的透明大水瓶子裝茶水，還有一個不銹鋼水壺裝酒，冰柜里拿出來的冰鎮啤酒倒進水壺，一會兒就喝一瓶。“天熱，喝這個得勁兒。”

茬架

安林不是“拉車的”出身。1947年，他出生在南鑼鼓巷板廠胡同的一座四進四合院里，排行老七。兩歲時全家搬到福祥胡同的一處小院。按他的說法，祖上是愛新覺羅這一姓的，是滿清皇族血統，可惜家譜在“文革”的時候燒了，無從考證。

他小時候，鑼鼓巷主街還是瀝青路面，街上只有四五家商店：“四十八店”是公家的副食店，現在文宇奶酪店的位置原來是個棺材鋪，蓑衣胡同把角是一個奶站，還有一家煤鋪。

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學，街上安安靜靜。孩子們一放學，挨個胡同亂竄。70年代之前，兩側胡同都還是土路，木頭電線桿子，一條胡同只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晚上出門點個蠟，用紙罩住，男孩調皮，一搖一晃，紙就著了，點火玩兒。

安林說，北京城過去講究“南寒北貧，東富西貴”，鑼鼓巷住的是達官貴人，胡同都是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沒有邪的歪的。小時候，所有四合院都規規矩矩、方方正正，小孩兒玩兒捉迷藏都沒地方躲，有的爬到屋里大衣柜頂上。

“文革”期間，以部隊孩子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屬的“社會派”經常在一起茬架，一點小事兒都能茬一架，搶衣服、搶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挨揍，北京人叫“拔份兒”。嚴重了板兒磚拍在腦袋上，手一捂，一手血。

當時的警察騎自行車巡邏，打架的年輕人看見有巡邏的，蹬上車子就跑，警察追都追不上。

冬天一到，年輕人聚在什剎海冰場溜冰，大院派孩子穿將校呢大衣、小冰靴，安林他們穿大棉鞋，冰刀拿鞋帶綁腳底下。兩派一茬架，社會派孩子冰刀一解就是武器，大院孩子還得脫鞋。

安林個子高，敦實，自稱打架沒吃過虧，現在講起那段日子，他一邊笑一邊擺手，“真是胡來。”

前兩年電影《老炮兒》在后海附近取景，安林跟人開玩笑說，“這電影我演合適啊，跟我們年輕時候一樣。”

但是他懷念那時候的北京城。一幫小伙子沒事兒騎車滿四九城轉。“現在的二環路當時就是城墻，該哪個城門哪個城門，漂亮！”

一出二環，他們把二六自行車的座位拔老高，在麥田和村莊里使勁蹬，“真自由啊！”安林當時就想，“以后我要當郵遞員，騎大自行車。”

“京城第一車”

1972年，安林受父親影響，當起了木匠。80年代初，娶妻生子，后來母親得上食道癌，一個月72塊錢的工資捉襟見肘。

當時工作的廠子在劉家窯，下午下班安林推著車往家走，見到飯店就進去問人家刨菜墩嗎，“一次掙個十塊二十的，有的不愿給錢管頓飯也行。”一般到家就夜里11點了。

后來聽人說蹬三輪掙錢，他花140塊錢買了輛舊三輪，重噴遍漆跟新的一樣。1982年夏天，安林第一天出車，穿一身干干凈凈的衣服，車擦得锃亮，往西單商場門口一擺，很快就上來倆客人，第一趟掙了15塊錢。

那一天他出車12個小時，掙了75塊錢，頂一個月工資，街坊管他叫“七張半”。

一看這生意能做，安林把工作辭了。后來才知道，他趕上了好時候，1981年，北京市決定，在城區有限制地恢復人力客運三輪車運輸，解決市民出行的問題。

沒當成郵遞員，蹬上了三輪車，同樣走街串巷，也算實現了理想。

安林常說，蹬車這活是正經人的營生，又饞又懶的人干不了。三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冷，早上六點鐘，他就出車，從天安門拉看完升旗的人。

那時候上下班街上黑壓壓一片自行車，公交車少，出租車更少，有錢人愛坐黃包車，豁亮還能看景，路邊買點東西也方便。

安林拉過從東四去機場的，上午十點之前拉上，下午兩點來鐘到，一個人連行李三百。那時候還沒有機場高速，走的是水泥路，水泥接頭的地方，咯噔一聲。三元橋大上坡，蹬不動，下來拿繩子勒在肩膀上，像纖夫一樣把車拖上去。

他還記得當時的刀削面只要1塊錢一碗，6塊錢來一瓶二鍋頭，中午吃完，下午又一身好力氣。

三年下來有了積蓄，安林置辦了現在的這輛三輪車，全北京最早一輛不銹鋼的，三千五，加上裝飾銅活，一共五千。

安林說，他這輛車講究，車把上五個鈴鐺，是“文革”破四舊時從要被燒完的舞獅嘴里搶出來的，鈴鐺中間擺個龍，叫五福捧壽；車座是進口鳳頭自行車上拆下來的，全牛皮；腳蹬子棗木做的，刻上格紋；車尾鑲了一塊八卦，辟邪保平安。

其他三輪車都是紅頂篷，他的不同，是杏黃的頂篷。他專門在車上掛了個牌子，上面寫上自己的名字：愛新覺羅·安林。見到游客問就解釋，“我是滿族鑲黃旗，祖上是清朝王爺。”

安林最愛給人講車斗兩側的兩個貔貅，“這東西太貪婪了，把珠寶吞盡還要貪日月，我把他們放在這就是要告誡自己，做人做生意不能太貪婪。”

自從換了這輛車，安林的生意更好做了，車漂亮，人精神，好多時候客人上來直接說去哪，都不問價。

1995年，有媒體在什剎海錄節目拍到了安林這輛車，說他這是“京城第一車”，這個稱號一直流傳到現在。

搬不走的家

安林一輩子沒用過存折，他有個存錢罐一樣的木頭箱子，每天把掙的錢往里一塞。他用這箱子里的錢給兩位老人養老送終，把一雙兒女養大成人。

上世紀90年代，北京城飛速發展，環路、地鐵都建了，路上的汽車多起來，“有的大車你一湊近，尾氣能把人臉熏黑，真嗆。”

過去乘客說的都是老地名，磁器口、五路居、某某胡同，安林指哪打哪從來沒錯過方向。后來一上車都是這個大廈、那個小區，越來越多他沒聽過的地兒。

隨著游客增多，1995年什剎海有了胡同游，安林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奧運會以后，南鑼鼓巷商業化發展，他隨著到了家門口。他管年輕時候拉散客叫“拉腳兒”，現在拉游客叫“拉游兒”。

兒女大學畢業分別去了美國、意大利，他也老了，蹬不動了。兩年前，他給三輪車裝上了電瓶。

身邊人都勸他別出車了，他不肯，這是他的念想。早上九點出車，下午五點收車，開不開張沒關系，有人跟他說話就成。

兩個月前，安林從住了一輩子的福祥胡同搬了出來，文物騰退，建筑工人最近正改造他老宅，大門口用紅磚封了一半。

他的拆遷房在北苑，12層，別人看了說“您這房子不錯，視野真好。”安林覺得跟坐監獄一樣。

“原來我往我們家門口一站，胡同從東頭看到西頭，那多帶勁啊。”

雖然家具物件搬走了，鑼鼓巷還是他的家，他在附近租了間房，出車累了、喝多了落落腳。

別人問他，都說“胡同文化”，到底什么是“胡同文化”？

安林回答，“一是這建筑風格，再就是市井生活。”

蹬了大半輩子三輪兒，市井里泡了一輩子，老來有吃有喝、有人敬重，他很知足。

新京報記者 楊靜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