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偉德

由于兒童專用藥品少，有些家長只好通過各種換算，按照“小兒酌減”的原則，把成人藥給孩子使用。這樣做的后果卻很嚴重，有資料顯示，中國兒童藥物不良反應率是成人的2倍，新生兒的不良反應率則達到4倍。有數據顯示，我國專門生產兒童用藥的企業有10余家，有兒童藥品生產部門的企業30多家。在上市藥企中，單一主營兒童用藥的生產企業僅有一家。（6月13日《新京報》）

兒童用藥困局存續日久而無以解決，究其所因，源于兒童專用藥品的研發周期長、投入成本高、收入效益低，在利潤上沒有吸引力，致使藥品企業的動力不足，涉足行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盡管現實需求極為強烈，成人藥品“小兒酌減”的使用原則，造成了藥品不良反應率居高不下，也形成了大量的藥品浪費，由于兒童用藥政策的缺失，企業研發藥品依然處于停滯狀態。

注重兒童用藥的研發，已成為一種國際共識。2006年8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就聯合召開專家會議，審查了兒童基本藥物所存在的問題。這意味著，研發和生產兒童用藥已經成為一項國際義務。在一些發達國內，采取了綜合性的措施，也很快實現了破題，并讓兒童專用藥品短缺的現狀，得到了根本性的緩解。以美國為例，為了鼓勵對兒童藥物的研究，采取的是“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所謂的“胡蘿卜”是在1997年通過的美國FDA中的“獨用藥的獨占權條款”，2002年通過的兒童最佳藥物法案將該條款立為法律。BPCA規定對于開展新藥兒童研究的制藥公司，給予該藥額外6個月的市場獨占權。

就國內而言，意識已然過河，行動卻還在“摸石頭”，雖然政策紅利不斷出現，但綜合性效益依舊不高，吸引力仍舊不足。研發等方面的政策已然出臺，不過在藥物使用層面缺乏具有強制執行力的規定，沒有形成連貫并帶有體系性的政策，兒童用藥的就可能止于“藥品裝”的階段，要讓藥品兒童裝能“生產得出來”，也要“流通得起來”和“使用得下去”。

總的原則，還得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綜合政策，一方面在研發和使用環節，要采取相應的強制性措施，比如在藥品的總量中，兒童用藥應當占有多少，應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比例。此舉既可以起到綜合配套的作用，又能達到“以成人補貼兒童”的目的。這就好比在一些地方在城市整體規劃中，商品房和公租房要均衡考慮，整體推進。對此不妨效仿國外的做法，相關部門應強制要求藥廠，在開發某些新藥時應同時進行兒科研究。

另一方面則是政策刺激與引導，讓藥企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比如對藥品企業實行稅收優惠、資金扶持，藥物審批采取“綠色通道”，并在物藥定價、醫保扶持、招標采購等方面實施綜合優惠。同時，除了延長其知識產權保護之外，還可以實行“市場獨占權”使之獲益。同時，在藥品的使用環節，輔以一攬子的綜合政策，多管齊下才能提高政策的綜合效能，讓政策杠桿發揮更大作用。

目前來看，政策層面是剛性與彈性均不足，既沒有威懾性的大棒，也沒有誘惑的胡蘿卜，政策的杠桿力度太弱，無法撬動根深蒂固的市場鐵板，再加上傳統的用藥習慣形成的強大阻力，實際困難比相像中更為嚴重。唯其之道，當對癥下藥而加大杠桿力度，建立一條兒童藥從研發、流通到使用的政策鏈條，最終才能讓專業化在兒童保護上發揮關鍵作用。（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