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應該延長監管鏈條，不僅要限用，也要限售、限產。

“您需要塑料袋嗎？”人們在購物時，往往選擇花幾毛錢買個塑料袋。今年是“限塑令”正式施行的第九年，然而調查顯示，限塑令處境尷尬：小商鋪直接提供免費塑料袋，大商店賣塑料袋，已是司空見慣之事。在一些地方，限塑令可說名存實亡，已幾乎淪為“賣塑令”。

塑料袋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糟糕的發明”。白色污染，貽害甚巨，可謂眾所周知。塑料袋之所以大受消費者青睞，原因十分簡單：方便。限塑令實施的初衷，正是從減少這種“方便性”入手，提高塑料袋獲取的成本，讓用戶為使用塑料袋支付一定的費用。但從效果來看，這樣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

面對塑料袋產業的各個相關方，政策執行陷入監管之難。首先，塑料袋幾乎滲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強大的監管力量，面對洪水般的生活細節也難免捉襟見肘，這導致政策的執行效率較低。其次，塑料袋生產商和零售商家有著利益最大化的訴求，也就有了逃避監管的動機；而消費者由于享受著塑料袋帶來的便利，已養成短期內難以割舍的消費依賴。監管有難度，生產有利益，消費有依賴，各方行為的交叉地帶，恰為塑料袋留下生存空間，使得限塑令陷于空轉、難以落實。

在既有的困境之外，限塑令還面臨新的難題。單看這幾年隨著“互聯網+”興起的快遞業和外賣業就可知。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統計：按照每個訂單平均使用兩個餐盒估算，目前國內互聯網訂餐平臺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量約達4000萬個。快遞行業一年需要120億個塑料袋、247億米的封箱膠帶。在互聯網經濟高歌猛進之時，小小塑料袋的問題已經不能不引起重視。

既有監管層面的問題，也有利益關系的掣肘，再加上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限塑令執行中的困境，如同今天環境治理的一個縮影。對政府部門而言，加強監管力量、創新監管方式，是加強源頭治理的題中之義。限塑令也應該延長監管鏈條，不僅要限用，也要限售、限產，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同時發力。

在執行中，如果只是政府部門單打獨斗，那就注定會獨木難支，還應該調動社會、市場和消費者的力量，共同參與到塑料袋的治理過程中。比如說，共享單車以市場手段解決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限塑也可以借助市場的力量。在一些國家，超市不再銷售塑料袋，而是提供出租服務，顧客交押金便可租用環保購物袋，即用即租，用后即還，起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這樣的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即便不能一步到位，但在探索過程中，也能逐漸找到多方接受的共贏之道。

對于治理者來說，限塑令遇到波折，恰是豐富治理手段、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機。限塑令施行已近10年，在盤點中總結得失，在推進中完善手段，有助于積累更多可推廣的經驗。創新監管方式、引入市場力量、提升環保意識，限塑令帶來的思考，可以從更廣泛的層面為環境治理提供有益啟示。隨著環境治理能力和公眾環保素養的提升，相信我們終有一天能夠告別那些危害環境的生活方式，讓我們共同的家園更加干凈美好。(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