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男子登珠峰倒地，上百人經過卻無動于衷”的新聞引發了熱議。事發在5月21日夜晚，夏爾巴人桑吉和他的巴基斯坦客戶阿卜杜爾，倒在珠峰海拔8600米處的雪地上無法動彈，他們剛從珠峰峰頂下來，氧氣瓶內氧氣已耗盡。救援者莫里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對人性的冷漠感到失望，對某些公司的虛偽感到憤怒。（6月7日紅星新聞）

在各種“倒地無人救”的新聞中，幾乎每一次外界的評判，都是在指責旁觀者無動于衷、人性冷漠，可在一些極端條件下，如果還用這種慣性視角來看待，那么就會很難分清是非對錯。因為，按照人道主義的角度，“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肯定是首要選擇，但具體到如今的“男子登珠峰倒地”的事件中，旁觀者不救，是有現實的困境；救了，也無需拔到無限的道德高度。

事實上，媒體在對此事進行報道的過程中，選擇的“無動于衷”“人性冷漠”等字眼，描摹出的明顯是一幅對錯立斷的場景，然而，它卻忽略了“具體情況應該具體分析”。如果是在一般的環境當中，“無人救援”肯定是一種社會問題，自然也該遭受指責，可此事恰恰是發生在8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山上。由于缺氧、嚴寒、山路陡峭有積雪等因素，加之七八級乃至十級以上大風的惡劣環境下，即便是專業的登山運動員，也無法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這時候不假思索地選擇救援，不僅對被困者無益，反而還會加大施救者的風險。

我曾經看過一篇關于登山施救的專業分析文章：“沿路有很多尸體，因為低溫保存完好，就像還活著一樣，但是登頂的人不會去多看一眼，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會影響自己的節奏，并很可能致命。”換句話講，對于登山者來說，在普通山峰里進行施救尚且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在海拔8000多米的珠峰上了。而登山者和登山公司之間，想必在出發之前就已經簽訂合同，一切行動都要以團隊利益為核心，登山公司不是醫療隊，它組織一個團隊去登珠峰，很難為了去救一個被困者，而放棄集體的訴求，如果選擇不救，必然有著現實考量。

在處于“生命禁區”的情況下，任何一次救援都要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這時候，救人能夠成功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更不要說犧牲100多人的集體訴求，去營救個別的被困者。如果我們把語境置換一下，改為“男子登珠峰倒地被困，上百人施救無果集體遇難”，這會是怎樣一種場景？那些標榜人道主義的人又會不會覺得，這種集體施救的代價太大？同理，在此事中，很多標榜人道主義的人，包括對此事進行報道的記者，就是將道德的支配力過于拔高了，在他們看來，救人是天經地義，不救就是人性的冷漠。

這當然不是冷漠，在處于“生命邊緣”的情況下，如果經過的人將氧氣給被困者，就等于一命換一命，在極端條件下見死不救，既不需要承擔道德責任，更不應該遭受無端的指責。

目前外界對于此事的看法，多是站在一般角度來評判這樣的極端個例，進而站在道德高度，標榜一種所謂的“人性光輝”，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道德綁架？它非但不是一種良知的回歸，反而更像是一種誤導。所以，別總是認為無人施救就是社會和人性的冷漠，也別總是拿著“人道主義”來說事。絕地救援的前提，是量力而行，而尊重人道主義的基礎，是拒絕道德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