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修譜機構內，擺放著多個姓氏的家譜。本文圖片 北京青年報

隨著修譜熱潮在民間的興起，一些從事專業(yè)修譜的線上線下機構相繼出現。而修譜者們不惜砸下重金，花費時間輾轉于各地搜尋資料，印證老輩口中關于先人的事跡，其目的，是為了找到“我從哪里來”和“誰是我最親近的人”。

北京中關村創(chuàng)業(yè)大街上，涂金燦的“家譜傳記機構”在一連串帶有“智能”、“創(chuàng)投”字樣的公司中顯得有些另類。

這是一家為客戶提供文集自傳、家史家譜定制出版等服務的機構。走上二樓的工作間，可看到幾百本姓氏家譜和人物傳記陳列在書柜之中。涂金燦雇用的編輯們正坐在電腦旁，將從各地搜集回來的客戶家譜資料錄入電腦，并進行編輯和排版。

工作間內無人喧嘩，只聽見翻動紙頁和敲擊鍵盤的聲音。一名編輯告訴記者，書架上的家譜大多為支譜。無論薄厚，這些用宣紙制成、豎式排版的家譜，靜靜地躺在這里，記錄著一個個家族的古老歷史和榮耀。

工作人員正在整理，錄入客戶家族資料。

現象

民間興起修譜熱

有人花三五年時間修譜

郭毅（化名）花了五年時間搜集、整理資料，編成一套《郭氏家譜》，分發(fā)給曾為修譜出錢、出力的族人。

來北京已有七八年，老郭退休前在內蒙古的中學教書，到北京后又找了份輔導學生功課的工作養(yǎng)家糊口。補課期間，郭毅得知一個學生家長正在編修家譜，對方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公司條件方便，有車”，可以到處搜集資料。郭毅受到觸動，初中畢業(yè)生尚且這么積極寫家譜，“我一個大學本科中文系畢業(yè)的，是不是更應該寫寫？”

由于老家譜以前曾經被毀，郭毅只得從新修起。2015年，一套《郭氏家譜》編好，上面記載的祖先最早追溯到了1890年前后，譜上共涵蓋1000多名族人。

馮銘（化名）比郭毅幸運。馮家的老家譜經歷動蕩年代得以留存，不過從1962年以后便沒再增添新的記載。

1994年，河南老家一個叔叔找馮銘蓋一座祠堂。祠堂于1995年6月份落成，占據一個院子兩間房，馮銘心想，干脆再做個家譜擺在祠堂里吧。

從蓋祠堂到修家譜，馮銘花了三年時間。這期間，他從北京回到老家，“別的啥也沒干”，專心找資料。1996年家譜有了雛形，他又花了大量時間統計整理。2015年，《馮世家譜》印刷出來，新老家譜相接，共涵蓋2046人，最早的一代追溯到了明朝。馮銘把這套家譜印了300多本，給族里的人每戶分發(fā)三四冊。

“編修家譜占了我們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北京家譜傳記機構的負責人涂金燦告訴北青報記者，目前這家機構內共有客戶姓氏家譜300多種。近年來，社會上悄然興起修家譜的熱潮，“今年每月修家譜數量可以達到五六種”。

北青報記者采訪多家家譜編修機構發(fā)現，近年來個人修家譜在民間熱度不減。中國國家圖書館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入館的新家譜“陸陸續(xù)續(xù)每年都有”。上海圖書館家譜閱覽室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館藏的新版家譜大多在1990年之后開始出現并入館，而近年來，圖書館獲捐的新家譜非常多，且數量在連年走高，“每個月都能收錄20到30種”。

這位工作人員告訴北青報記者，這些新家譜多數是以個人的名義編寫的。目前，每天大概有10余人到家譜閱覽室來借閱，其中部分人是為了給自己編寫家譜尋求參考。

“以前大家不太注重這個，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就開始想要尋根，找到根之后再來修譜”，涂金燦說。

故事

尋根者花8萬輾轉多地尋資料

曾從龍王廟里找線索

對于郭毅和馮銘來說，尋根、修譜并非易事。兩人都在搜集、記錄家族資料上花費了不少的精力和金錢。

郭毅出生在內蒙古河套地區(qū)，根據家里老輩人的回憶，1900年前后族人從陜北神木走西口來到河套。“有五六個八九十歲的老人這么說”，為了印證老人的說法，郭毅輾轉神木、河套多地尋找線索。村里龍王廟鑄鐘上的名字、石碑的碑文、檔案館里的舊縣志，都成為他的線索來源。北京的國家圖書館他跑去過四五趟，將有用的資料統統復印回來。“同一輩的人，起名字是按譜排下來的，按字輩印證，可以基本確定哪個姓郭的是我們的祖先”。

編寫這部《郭氏家譜》，除了從家族里募集來的五六萬元，郭毅自己貼了兩三萬元資金。總費用大約8萬多元，其中除去路費，還包含了“人情費”，即向老人打聽線索時的禮品開銷，此外還有購買照相機、掃描儀等器材的費用及最終出版印刷的費用。

郭毅宣稱，在老家神木，煤老板修家譜是常事。他有些羨慕這群人，“動輒就捐一百多萬（修譜）”。不過讓他自豪的是，自己修的家譜“質量比他們好多了”。

“基本上是自己來做”，馮銘也說，修譜需要下苦功。為了修補殘缺斷代的老家譜，他召集了家族的十多個人，分頭找線索、查資料。馮銘曾聽老輩人講，家族里出過烈士，但名字和年份記不清楚，他就開車去烈士紀念館找。知道家里有老紅軍后代，他就去縣里的檔案館找，查老紅軍是哪年參的軍、做了什么事跡。

這種搜集資料的方法雖然笨拙，但也有效。它需要修譜人付出足夠的精力和耐心，通過搜集先人在當地留下的各類歷史檔案和文獻材料，逐步拼出一條枝葉豐滿的家族脈絡。

調查

修譜機構嗅到商機

提供線上檢索線下調查

伴隨民間修譜意愿的高漲，一批修譜商業(yè)機構相繼出現。涂金燦的“家譜傳記機構”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提供家譜整理編審、設計排版、印刷裝幀等服務外，他們也會依據客戶需求提供實地指導甚至蹲點修譜的業(yè)務。涂金燦介紹，一些客戶來之前缺乏修譜的經驗，因而向他們尋求幫助。

一份該公司某單業(yè)務中的《編修計劃與費用說明》顯示，機構對客戶的修譜流程進行了規(guī)劃，包含“召開修譜動員會”、“填寫入譜登記表”、“拼合譜系圖”、“收集入譜小傳”等步驟。而除了提供前期規(guī)劃，機構還將起到協助指導工作開展、搜集整理必要資料等作用。

涂金燦說，如果客戶需要，他們可以派一老一少兩人前往客戶的老家實地指導。不過更多時候，機構只拿出方案，具體調查、登記等工作由家族主事人自己做，“我們會提醒客戶對拿不準的地方在家譜上進行注釋，但很多歷史資料需要他們自負其責”。

同樣經營家譜生意的還有山西尚知堂家譜坊。負責人成先生告訴北青報記者，尚知堂從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經營修家譜的業(yè)務。按照需要，客戶提供家族基本資料信息后，尚知堂會派出十多人的團隊去當地考證核實。工作團隊最后會根據客戶提供的數據資料、實地調查情況、老譜中存在的證據等30多項內容去考證家譜的真實情況。

除了傳統的修譜公司，一些修譜網站和應用軟件紛紛進入人們的視線。脫離了宣紙和蠅頭小楷，這些網站和軟件強調大數據的運用。如在一款手機應用上，家譜以家族樹等形式呈現，處于家族關系脈絡上的個體之間可以通過對話框等進行交互。

該手機應用的聯合創(chuàng)始人曾對媒體介紹如何借助這款應用找到幾百年前的親戚關系：成員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在有交集的數據中尋找失散久遠的血親關系。不過，這一切必須基于龐大的用戶量和龐大的家庭數據的基礎上才可能進行。

涂金燦認為，網上出現的修譜軟件，優(yōu)勢在于價格便宜、資料容量大、不易丟失、改動方便，還可以隨時分享。對于修譜行業(yè)來說，“這肯定是個方向，但線下也要有個紙質版”。

縱深

修譜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意在尋根和搶救文化

讓年過六旬的馮銘覺得鼓舞的，是擺在家族祠堂的那本厚冊子受到了家里年輕一代的歡迎。

北青報記者采訪多家修譜機構發(fā)現，中老年人是民間修譜的主要群體。涂金燦介紹，來店里修譜的客戶以公職人員、軍官、教育界人士居多，也有海外華僑，“以前主要是高級知識分子，現在擴散到一些普通家庭”。

馮銘1975年底從河南來北京當兵，是家里第一代北京“移民”。他時常感慨，家族的長幼輩分缺乏梳理，“現在的孩子往上最多只能記住兩代”。如今新修的家譜擺在祠堂，“每年春節(jié)回去祭祖，我是誰的后代、哪一支的，一目了然”。

而對于郭毅來說，修家譜則是一場對家族文化的搶救。眼看著家里的老輩人相繼去世，“好多資料都裝到肚里面帶走了”，舊家譜也早已遭到焚毀，“得抓緊時間搶救資料”，把祖先的足跡記錄下來。

“尋根，是生死以外，人類的第三種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員、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解釋民間修譜的動因。

“家譜講的是人是怎么傳承下來的，以及這些人做了什么事、立了哪些規(guī)矩、有什么風范”，涂金燦認為，如今家譜的意義在于：讓人記住“誰是我最親的人”，以及“我最親的人給我留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