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典當行業需要建構新的商業邏輯 ——專訪北京典當行業協會會長楊永

2017年對于典當行業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間節點,因為恰逢中國典當行業恢復30周年、北京典當行業恢復25周年。但同時也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發展階段,因為典當行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對此,北京典當行業協會會長、華夏典當行董事長楊永有著清醒的認識,“在現有的市場條件下,典當行原有的商業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需要在創新中尋找生機,建構新的商業邏輯才能有出路”。

典當是一個古老而傳統的行業,由于某些歷史原因曾一度中斷,直到1987年成都成立了第一家典當行之后,各地的典當企業雨后春筍般出現,1992年北京也設立了典當行,從真正意義上重啟了國內典當這一業態的復興之路。

經過30年的發展,典當已經成為中小微企業和個人重要的融資方式,同時這一行業的體量也在不斷增大。據全國典當行業監管信息系統顯示,截至2017年3月,全國共有典當企業8291家,分支機構931家,注冊資本1669.2億元,從業人員5萬人,企業資產總額1671.6億元。

然而,典當行業的準入門檻遠遠高于一般行業,要申請取得《典當經營許可證》、《特種行業許可證》,對于注冊資本也有比較高的要求。作為典當行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楊永對這一行業的發展歷史如數家珍,“從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經貿委、商務部等,典當行業的主管部門也是幾經變遷,但典當行業的執業牌照是很難拿到的,基本沒有太多的競爭。銀行的主要業務對象是國有企業等大中型企業,小微企業和個人貸款都不是銀行關注的重點。所以典當行的生存空間很大,而且貸款速度快,不過問抵押用途,審批手續簡便,這也是典當很快蓬勃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

近幾年市場環境持續低迷,典當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以2017年3月為例,全行業實現典當總額1105.1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139.9億元,降幅為11.2%。全行業實現營業收入22.3億元,同比降低9.3%。其中,主營業務收入(利息及綜合服務費收入)19.1億元,同比降低14.3%。

對于市場的變化,楊永分析道,“經濟大環境是一方面,首先,商業銀行開始關注小微企業和個人貸款,尤其是小型商業銀行渠道下沉比較明顯,但沒有形成大的沖擊,因為在操作流程方面,典當行業還存在一定優勢。其次,金融原本屬于專屬經營領域,隨著小貸公司和擔保公司集中出現之后,民間借貸合法化,個人也可以做放貸業務。再次,互聯網金融興起之后,對這個行業的沖擊越來越大。還有一點,典當行業本身的監管政策嚴重滯后,進一步限制了行業發展的空間和活力,這已經成為業內的廣泛共識”。

■人物專訪

記者:從協會的角度來說,北京地區的典當行業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楊永:截止到今年3月,北京目前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典當行358家,如果加上分店的話,大概有493家。全行業注冊資本111.13億元,從業人數4302人。從地域來看,每個地區的典當行都有不同的特點和優勢,但相比之下,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其中的某些優勢是難以比擬的,一些規模較大的、品牌典當行比較集中地出現在北京,活躍度和影響力相對更高一些。從協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會進一步提升典當行業的口碑和影響力。

記者:您一直強調“創新求發展”,那典當行業的商業模式究竟應該如何創新,或者說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出路是什么?

楊永:目前,大概有近一半的典當行處于虧損狀態,但華夏典當行每年業績還處于遞增之中。其實,歸根結底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因為在很多年前我們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開始布局,在做好金融貸款業務、服務好中小微企業的同時,還要為行業的未來發展找到新的定位和方向,圍繞這些理念,我們在功能完善、客戶體驗、售后保障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華夏典當行重新詮釋和定義了典當行,所以市場占有率和品牌認知度都是很高的。

對于典當行來說,品牌和信譽是生存的命脈。失去了這兩個支撐,那是不可想象的。典當行的根本性出路是什么?在我看來,那就是在創新中尋找生機,在變革中尋找出路。

記者:最初設立“品真閣”這一子品牌是出于怎樣的考量?

楊永:“商品流通平臺、綠色循環經濟”是我很早之前提出的一個理念,與當下所倡導的“共享經濟”思路不謀而合。珠寶、玉器、藝術品、奢侈品、腕表等民品業務大概有千億元的規模,這些民品再次流通的需求和市場很大,而且每年的存量還在增加。

民品小額典當,可以解決資金臨時性周轉困難的問題,但對典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有專業的鑒定評估團隊。典當行有做好民品典當的天然屬性,“品真閣”即真品好價格,寄賣品和絕當品的性價比都是很高的。民品的再次流通,其實也承擔了“綠色循環經濟”的社會功能,這也是國家特別鼓勵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