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四會議上指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這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到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

2017年3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對垃圾分類做出具體部署……

這些行動再一次將垃圾處理這個話題推到了聚光燈下。

2017年5月11日,以“加強垃圾無害化處理”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十幾位全國政協委員、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部委負責同志齊聚一堂,在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下,就如何推進垃圾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理,提升垃圾分類水平建言獻策。

正如委員們在會議上提到的,這個議題被納入全國政協雙周座談會專場探討,不僅凸顯了其意義的重大與迫切,也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實實在在為民眾謀福祉”的理念。

垃圾處理工作的喜與憂

垃圾問題如此重要,那么近年來我國垃圾處理工作進行得怎么樣?

抱著這樣的疑問,2017年3月下旬,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選擇了在垃圾處理方面具有代表性,已探索出相關成功經驗的廣東、浙江、山東三省進行調研;同時,為更全面地了解情況,還委托河南、湖北、甘肅三省政協開展了協同調研。

通過深入社區、工廠、農村實地考察,與各方詳細交流,委員們看到了各地在垃圾處理中取得的成績與經驗,也了解到許多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通過此次調研,我們深感我國垃圾處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總書記講話后垃圾分類與處理迎來新的開端。但是當前仍存在許多共性的問題。”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張基堯在代表調研組發言時如是說。

垃圾分類缺乏相應法律支撐;垃圾處理機制亟待協調統一;城鎮垃圾增量大但處理能力不足;回收網絡日漸萎縮;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鄰避”效應突出……這些現象在調研中顯現出來,也引起了委員們的思考———

“應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法律,在試點城市和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規。”

“建議把垃圾分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可以將垃圾分類與處理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

“要注重推進垃圾收運系統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系統‘兩網融合’。”

……

一路交流,一路記錄,一路思索,調研組成員們不斷探討與完善建言內容,幾易其稿,將這些智慧的結晶帶到座談會的現場。

此外,會議還邀請了多位關心并對此領域有所涉獵和研究的委員和專家參與討論。他們分別從自己熟悉與關注的領域出發,尋求破解垃圾處理問題的良方。

處理終端建設需跟上步伐

一方面是垃圾數量的增多,另一面是處理能力不足,這已成為困擾各地最突出的問題。

“我們調研的九座城市垃圾清運量年增長率大多超過10%,多數地區處理設施建設速度遠跟不上垃圾增長速度。西部省區基礎設施建設缺口更大。”

張基堯列舉的調研結果,讓全國政協常委、原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關凱深有同感。“我調研了北京、杭州、蘭州三市的情況,近十年來三市垃圾的產生量都接近翻了一番;但終端處理方式卻舉棋不定,能力建設長期停滯。”

委員們發現,造成這樣困境的原因,除了對源頭減量認識和措施不到位,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建設選址難、鄰避問題多發也是重要的原因。特別是在很多人在對垃圾焚燒存在疑義的情況下,極大制約了設施按規劃落地或運行。

經過調研,委員們多數認為,在目前垃圾量大,土地、水資源緊張的背景下,使用填埋這種手段已不能滿足需要。焚燒已成為中國現階段垃圾處理的優先選項。

而且垃圾焚燒本身并不是“洪水猛獸”。

全國政協委員、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陶夏新曾專程赴北歐國家和我國蘇州、上海了解過垃圾焚燒處理的相關情況。“我們親眼看到,哥本哈根城區就建有許多垃圾焚燒廠,有的離居民區很近。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對環境沒有明顯不利的影響,周圍的人們習以為常。”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消除公眾的疑慮。“可以讓焚燒廠的管理部門、職工住宅,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的辦公室、職工住宅建在焚燒廠附近,這是最有說服力的。”陶夏新提議。

全國政協委員、陜西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梁平認為,除了加強科普等宣傳,提前科學規劃,在城市建設中預留垃圾處理項目空間,從根本上杜絕項目“與民爭地”也應該是破解選址難的重要措施。

“還應該在垃圾處理規劃用地和生態補償機制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張基堯說。

不過,對垃圾焚燒的擔心也并非空穴來風。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統計局副局長梁偉華提到,他在調研中發現,的確有垃圾焚燒廠存在煙氣超標排放頻繁、飛灰等危險廢棄物處置不規范、排放數據信息公開滯后且監管手段落后等問題。

這也意味著,加大監管力度應是題中之意。“要將所有生活垃圾焚燒廠列入國家重點監控企業,特別是要對不更新標準、不達標企業依法進行處罰和公開曝光,提高執法的威懾力。”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楊興平很關注目前垃圾焚燒補貼政策的有效性。據他了解,目前垃圾焚燒電價補貼的40%以上錯補到了非可再生能源。“國家應重新核定電價的補貼標準和方法,逐漸減少或取消對混合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電價補貼。”

垃圾分類要打一場人民戰爭

作為促進垃圾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的重要手段,垃圾分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從2000年起,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8個城市作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拉開了我國垃圾分類收集的序幕。

但委員們發現,雖然進行了17年的探索,但分類效果仍不容樂觀。

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撐,是各地普遍提及的問題。

“尚無一部專門系統的法律規范,相關內容零散分布于一些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之中。”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攀枝花鋼鐵有限責任公司鋼鐵研究院釩研究所所長孫朝暉認為,應盡快出臺一部專門法律,進一步強化法律法規權威。通過明確監管體系中相關責任主體的法定職責,推進各司其職和聯動治理,解決管理交叉和責任盲點。

在垃圾分類中,“先分后混”現象廣受詬病。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處理與環境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劉建國分析,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其實是缺乏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設施,“在沒有末端設施的情況下,談垃圾分類只能是制造出一些漂亮的盆景,不可能建成園林,更不可能形成森林。”

2017年3月30日,《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發布,提出對具備實施條件的46個城市實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讓大家對未來的成果充滿期待。

感到欣喜的同時,委員們指出,要對垃圾分類處理的艱巨、繁雜和長期性有足夠的清醒認識。

在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報社原社長黃國柱看來,垃圾問題非常復雜。投送、收集、運輸、處理、回收,一環脫節,就前功盡棄;而且它是一項龐雜的社會工程,涉及部門多,有效協調難度很大;再加上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的影響和現實利益的糾葛……這種種原因,決定了垃圾分類處理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黃國柱建議,要在輿論引導和宣傳教育上加強統一籌劃設計,注重針對性和號召力,全民動員、全民參與,教育無死角,行動有監督,來一次觀念革命,打一場人民戰爭。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臺聯會長葉惠麗對此也深表認同。在調研了臺灣采取的“垃圾不落地”措施后,葉惠麗認為,應借鑒這些經驗,特別要在宣傳上下功夫。“倡導垃圾分類的文明生活方式,還要從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加大垃圾分類的實踐活動。”

雖然垃圾分類整體進展緩慢,但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很多地方也探索出許多有效的方式,取得了顯著成效。

浙江省農村垃圾分類的做法就讓他們印象深刻。多次提出,各地應在因地制宜基礎上,學習這些成功的經驗。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石油大學資源與信息學院教授王尚旭對北京市昌平區辛莊村的垃圾分類與利用做了詳細的調查。據他介紹,這個普通村莊,在七名環保志愿者和該村村干部共同努力下,實現了95%生活垃圾細分類、80%的循環利用。

“這些實驗說明,我國居民愿意并能夠有效實行垃圾分類。在我國推廣垃圾分類并不難、成本也不高。垃圾治理需要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方良性互動,才有可能達到‘善治’目標。”王尚旭說。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可謂水漸到渠漸成。”劉建國說出了委員們的心聲,“只要我們齊心協力,持之以恒,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和釘釘子的精神投身其中,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妥善利用”才能實現減量化目標

事實上,不產生、少產生垃圾,就是最好的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但分類本身并不直接消滅和利用垃圾,只有從源頭上減少,并且分出的產物得到“妥善利用”,才能算是實現垃圾處理的減量化目標。

然而,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我國現在面臨的卻是城市廢舊物資回收網絡日漸萎縮,廢舊物資回收與生活垃圾清運網絡脫節割裂運行的窘境。

全國政協委員、華夏董氏兄弟集團董事局主席董配永一直關心著資源利用問題,并自發開展了相關的探索。

他認為,目前除了加強宣傳教育、落實強制分類措施外,一個重要的措施應是調整政策資金投向,重點鼓勵支持垃圾資源化利用項目。“把用于填埋、焚燒上的政策和資金,調整一部分投放到資源化處理利用的項目上,可以產生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東莞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及再造領域工作已經30多年。她指出,目前垃圾分類回收仍處于粗放管理階段。“要通過立法從源頭治理,確定利益和責任管理的分配,讓有能力、有資質、取得政府許可的專業公司能夠長久、規范地經營。

全國政協委員、紹興文理學院副院長杜時貴在分析了浙江農村垃圾分類的經驗后,特別指出,“回收處理環節還是短板”。他建議,應該完善處理設施和制度建設,出臺對資源回收利用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垃圾處理企業市場化、產業化發展。

“海洋正在成為世界最巨大的垃圾場。”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海洋局總工程師呂彩霞的話語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然而,表現在海上,根子卻還在陸地。據她介紹,海洋垃圾約80%來源于陸地,20%來源于海上活動。她建議,通過法律制度建設和政策引導,在源頭上控制垃圾產生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銀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奕龍提醒,“要拉緊商品過度包裝這條線。誰過度包裝誰主責,有必要出臺包裝廢棄物回收利用管理辦法,加大過度包裝懲戒力度”。

在座談會上,多位委員提到了一些新興產業(如快遞業)的快速發展帶來垃圾數量爆炸式增長的問題。

“針對快遞問題,其實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創新手段。”據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沈國軍介紹,現在市場上已經有高效、環保的電子面單、無需封箱膠帶的拉鏈式快遞紙箱以及100%可降解快遞袋……“關鍵是要加大推廣。”

他發現,很多企業其實一直想使用綠色包材,但苦于沒有便捷的購買平臺,導致雙方只能在線下通過低效方式互相尋找。“應該推動全國性綠色包材交易平臺的發展,用平臺思想推動環保產業鏈升級。”

兩個半小時過去了,委員、專家們對垃圾問題的討論依然意猶未盡。有爭論,但更多的是共識與信心。就如委員們所說:“只要上下同心,久久為功,這件事就一定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