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電子商務將重構地區競爭優勢、賦予區域發展新動能。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改善需求結構、強化需求導向,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產業體系,推進信息網絡技術廣泛應用。我國多個省份已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加大政策力度支持電子商務發展,將電子商務作為重塑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當前,京津冀協同發展正在步入全面深化階段,電子商務作為網絡化的新型經濟活動形式,將發揮信息技術的高滲透性、高帶動性的優勢,促進京津冀產業分工協作、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促進區域包容性增長,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重要助力。

電子商務能夠降低跨地區交易的時間成本、傳輸成本,促進京津冀要素自由流動,進一步推動京津冀區域分工與深度合作。當前,一些限制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是阻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障礙。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動不僅影響京津冀強化發展各自的相對優勢,而且阻礙地區間利用生產要素的互補性進行生產協作,進而限制深層次的產業分工與協作。不同于傳統實體經濟中要素流動受多種因素的制約,電子商務依托虛擬的網絡空間,緩解了傳統交易所受的地理因素限制,能夠打破京津冀市場在區域間及區域內的梯度式層級經濟結構,優化要素供給及配置,在更廣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實現各種要素的連接與聚合,進而形成京津冀各區域間“良性競爭、互動合作”的空間格局。同時,電子商務具有跨越時空的特點,通過地理空間與虛擬網絡的疊加,能夠解除產權交易的地域限制,使得原材料采購、產品流通等的交易費用降低,擴展市場交易的空間和效率。通過壓縮交易渠道、優化分銷渠道,電子商務將促進產業鏈的整體運行效率提升,從而推進京津冀區域間信息、物流、金融等領域的協同發展。

電子商務以開放、平等、透明的特性,推進區域開放與企業創新,賦予京津冀區域發展新動能。經濟新常態下,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協同創新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使命。當前,電子商務已從最初的銷售渠道發展為交易方式,成為行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借助互聯網和信息技術,電子商務能夠集聚優化創新要素,提高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效率,推動京津冀三地創新要素與生產要素的互動,創新成果與產業需求的迅速銜接,優化市場資金、信息、人才匹配模式,釋放重要的創新催化劑,提升京津冀協同創新效率。此外,不同于以往市場銷售渠道的角色,當前電子商務還充當了融通資源、技術、資本的重要平臺,從而能夠在整個京津冀區域范圍內配置創新資源,促進京津冀高端產業的融合創新。同時,電子商務通過釋放信息和數據的流動性,能夠實現京津冀高層次的統一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的完整商務活動,構建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降低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模企業市場的搜尋成本,從而達到時間更高效、成本更低廉地促進企業開放式創新的目的,促進京津冀區域創新效率向更高層面躍升。

電子商務與其他產業交叉融合,能夠促進京津冀產業轉型升級,孕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重塑產業競爭優勢。當前我國經濟結構深度調整,需要加快培育壯大新動能,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2014年我國電子商務的交易總額已達13萬億元人民幣,10年增長了10倍。2015年中國網上零售額達到38773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2.9%。電子商務通過對農業、制造業等傳統產業上下游和全產業的滲透,在產品、業務、技術、市場等多個層面深度融合,能夠改造提升傳統動能。京津冀通過電子商務+特色農產品、電子商務+旅游及電子商務+外貿出口等方式,能夠促進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深度結合,增加產業間的感應度與關聯度,通過滲透與融合推進傳統產業升級,進而衍生出電商孵化器、電商服務平臺及電商金融等新業態,成為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接續動力。同時,電子商務能夠大大縮小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顛覆傳統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重構經營管理、產品營銷、專業咨詢等重要環節的價值鏈,將企業價值創造從產品制造為中心向服務增值延伸,物質生產與服務管理結合,重塑產業競爭優勢。并且,電子商務能夠以信息流、數字流代替部分傳統業務的實物流,具有低功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點,為京津冀轉變高能耗、高物耗發展方式與孕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強大支撐。

電子商務利用互聯網開放、共享的特性,弱化區域與個體獲取信息、知識的差距,規避信息連接的孤島效應,促進整個地區包容性增長。近些年,電子商務正逐漸滲入到中國城鎮和農村,天津武清的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河北省電子商務示范基地以及河北省電商扶貧等,給京津冀城市和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經濟與社會雙重屬性的變化。一方面,電子商務減少傳統信息流通困難與信息不對稱的限制,弱化原有體制約束所導致的路徑依賴,拓展了京津冀偏遠地區的商業機會和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通過信息、知識和技術工具的公平獲取,緩解京津冀區域與個體在獲取關鍵要素的差距,有利于縮小中心與外圍及城鄉之間的差距。深層次來看,借助互聯網的思維與組織方式,電子商務能夠提升京津冀落后區域個體經濟思維和社會感知,改變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尤其緩解城鄉二元結構農民與城鎮居民“距離”,通過技術應用推動農民和農民工的經濟行為、個體心理向市民的轉變,促進京津冀城鄉融合及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質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