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一片鐫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豐碑上的熱土。這里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紅色根據地，是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軍隊奔赴抗日前線、走向新中國的出發點。但是三秦大地的熱土上，至今還有不少特殊困難群眾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

4月11日至18日，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叢斌率隊赴陜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從陜北到陜南，從黃土高坡到秦巴山區，調研組翻山越嶺、馬不停蹄，行程3970公里，深入2市3縣4村，查看260戶建檔立卡資料，走訪151戶貧困群眾，同鄉村干部4次座談，面對面聽取干部群眾意見和建議，向省委省政府反饋調研情況。8天日程滿滿當當，晝夜兼程，調研組一路在發現、在探索、在思考。

脫貧攻堅要下一番“繡花”功夫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賀敬之耳熟能詳的“信天游”詩歌《回延安》，總能喚起人們對紅色延安的一往深情。調研組第一站，便選擇了80年前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延安。

“老鄉，你們現在生活怎么樣？”“去年收入好嗎？有沒有什么困難？”4月11日下午14時許，調研組剛下飛機，便驅車沿著延河邊蜿蜒陡峭的鄉村公路，來到黑家堡鎮胡家村。一下車，叢斌便與去年剛剛脫貧的村民白延芳拉起家常。

白延芳激動地說不出話來，趕忙迎著調研組來到自己家。走入干凈整潔的庭院，一排具有濃郁黃土高原特色的3孔窯洞映入眼簾。“14年前，我丈夫得了腦梗，僅看病就花了7萬多元。那時候沒有政策，我們借錢看病，里里外外就靠我一個人，日子太苦了。現在我們老百姓的日子好得很！你看這窯洞都是去年修過的，窯頂裝了PVC板，現在下雨再也不擔心滲水了。去年，我們家種了3畝葡萄，1畝苞谷，收獲的時候鎮里的幫扶人還幫我們找銷路。僅葡萄這一項就賣了6000多塊。我有時在鎮上打些零工，去年一共收入19000多塊。最近，我丈夫腦梗復發去醫院看病花了3000多塊，但是我們參加了‘新農合’，自己只掏1450元就把病看好了。感謝黨和政府幫助我們這些貧困戶過上好日子……”打開話匣子，白延芳喜滋滋地介紹自己家庭脫貧的情況。

從“大水漫灌”變為“精準滴灌”，從“輸血”變為“造血”，瞄準病灶，對癥施策，是調研組在延長縣看到的欣喜變化。叢斌說，“黨中央高度重視脫貧攻堅。這項工作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實踐探索。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特點，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三農’問題仍然相當突出，必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廣大農村發展的科學之道。”

調研組認為，精準扶貧要用好“繡花針”，練好“繡花功”。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致貧原因狀況各不相同，工業基礎較好的縣區扶貧開發的方法不一定適合以農業為主的縣區。即便是同一個地區，產業結構也可能千差萬別。“鐵杵磨成繡花針”，精準扶貧貴在“精準”，一定要結合當地主要特點，針對不同人群的不同特征，有針對性地提供產業、技術、人才、市場、資金幫扶，決不能“千人一面”、“百村一策”。

“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出發點和落腳點

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梁，一個個窯洞一座座房。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宛如一張飽經滄桑的臉，延安市延川縣關莊鎮大張村就坐落在山脈之間。鄉親們的生產生活情況牽動著調研組的心。

“大娘，您年紀大了，我們把這捆柴給您送回家吧。”九三學社中央社會建設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丁志宏從貧困家中走出來，碰巧在村里小河邊看見一位老大娘正費力地將撿拾的干柴折成一捆準備背回家。

“你們比俺兒子還好哩！”沿著羊腸小道，來到半山腰的“圪梁梁”上，放眼望去，在每座山巒的向陽處，幾乎都有星星點點的窯洞坐落在山腰間，坑坑洼洼的土道連接著淳樸厚實的鄉下人家。推開幾根木條打造不足1米寬的小木門，枯樹下那低矮的兩孔窯洞就是78歲霍進蘭的家。

走進屋，坐上陜北特色的土炕，調研組人員與霍大娘聊起天。“我不是貧困戶，我老伴兒去世了，3兒1女都在城里吃‘公家飯’，工作忙回不來，現在就我自己過活。以前年輕的時候，累死累活白天上山勞動，下山還要給娃娃做飯，也吃不上白面饃饃。現在我有養老保險，每個月國家給150元，退耕還林還給發補助。”

厚重的黃土地，養育了樸實的陜北人。忠誠和奉獻是革命老區人民金子般的品格。77歲老人李樹珍展示了4塊珍貴的勛章和1本優秀老山戰士證書。1983年10月23日，老人親自給19歲的兒子李乃前帶上參軍入伍的大紅花。1985年6月，年僅21歲的李乃前奔赴云南老山前線參加南疆自衛反擊戰。擔任代理排長期間，李乃前組織所屬人員先后共發射“107”火箭彈27發，取得赫赫戰績。“長征勝利80年了，我們對紅軍的感情從來沒有變過。人不能忘本，我們是喝著延河水、吃著高粱饃饃長大的。”李樹珍深情地說。

延安革命老區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故事，都觸動調研組成員的心。九三學社陜西省委副主委趙力強感慨地說：“什么是真正的‘延安精神’？李樹珍老人的話給了我們答案。當年，延安人民用小米飯、南瓜湯，用大愛滋養著共產黨，孕育著新中國。革命老區人民對革命事業始終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精神。脫貧攻堅民主監督不僅僅是一項工作，更是老區人民沉甸甸的囑托。”

精準扶貧要補足農村健康之“鈣”

4月16日清晨，調研組離開前往陜南漢中市繼續一戶一策調查。“您家都有什么產業？去年收入多少？”“平常看小病一年自己開銷多少？大病合作醫療給報多少……”在寧強縣巨亭鎮流溪溝村一家農戶院內，九三學社中央社會服務部副巡視員陳克文坐在手工編制的小方凳上，一邊問，一邊記，認真做調查記錄。

“我今年57歲，小學三年級文化，有糖尿病、高血壓、頸椎病、關節炎等慢性病，老婆患有精神病。家里有幾畝田地，平時種點黃豆、苞谷，僅夠糊口。現在靠低保和每年1200塊的獨生子女補助金生活。我女兒在西安超市里打工，每月1500塊工資，還要養孩子，根本沒有能力管我們。前年我身體好，家里養了20只雞，1頭豬，賣了7000多塊錢，暫時脫貧了。但是今年我身體又不好，沒搞養殖，又返貧了。”

李榮美家唯一一處房產,那座建于1954年的祖屋已成危房。用木頭和泥巴建造的屋頂透出縷縷陽光，土坯房內廚房灶臺上盤著蜘蛛網,一旁老舊的壇壇罐罐落滿灰塵。“2008年地震后老宅就成了危房，平日里只要刮風下雨,房子都會咿呀作響,聽到就覺得嚇人。”

走出大山，外出務工，是人人都知道的脫貧致富路。出山的公路已經建好,沿著代桃路20公里外就是G108國道，但并不是所有流溪溝人都能走。

調研組發現，當地很多家庭成員因病喪失了勞動能力,沒有富余勞力向山外輸出。病魔就如藤蔓,拴住了他們邁出大山、脫貧致富的腳步。調研組認為，因病致貧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家庭經濟基礎薄弱,無力負擔醫療費用,雖然“新農合”業已普及,但農民很難就近就醫,“新農合”報銷金額、報銷額度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則是疾病奪走了家庭成員的勞動能力。他們想脫貧卻受客觀條件制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目前多數扶貧項目為養殖、種植等產業扶貧，大部分失去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不能獨立承擔，影響了扶貧項目實施的效果。

九三學社社員、西安財經學院副教授景明利建議，“政府要繼續強化頂層設計，充分考慮醫療資源優化、城鄉均衡發展、預防和康復等內容。針對嚴重地方病，對高危、易感人群進行年度篩查，做到早發現早治療，解決因家中主要勞力因病使整個家庭陷入貧困的問題。”

“一道道的那個山來喲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一桿桿的那個紅旗喲一桿桿槍，咱們的隊伍勢力壯。”調研結束回程路上，車廂內響起陜西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優美旋律縈繞在每個人的心頭，傳得很遠，很遠……(通訊員 楊琴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