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在楷書、行書中尋找“自我”并不斷成熟、出新的中年時期，即開始草書研究。

王之渙《涼州詞》 132cm×32.5cm 中國美術館藏  于右任  書

他在《標準草書》自序中說：“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為了研習草書，他從1927年前后即開始廣泛搜集前代草書家的書作、論著，潛心于書理、書法之研究。僅歷代碑刻拓本和墨跡本《千字文》他就收藏了300多種。臨王羲之《十七帖》、泰和館本《急就章》、唐《月儀帖》、隋《出師頌》更是他的日課。1932年，他在上海發起成立“標準草書社”，邀集同好，以共研討切磋。也正是這一年，嗜奇好古，酷愛人才的于先生發現并提攜了近世著名的章草書家王世鏜。他稱王世鏜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在《標準草書》自敘中充分肯定了王世鏜在草書發展史上的“推進之力”。百衲本《標準草書》中“千字文”集字之理法不能說沒有王世鏜《稿訣集字》的影響。從“標準草書社”成立到1936年的四年間，于先生主持以改革文字“迅速適用”，利于“國家建設”為目的，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在今草基礎上對歷代草書加以總結，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標準草書》。草書標準化是漢字改革的重大課題，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時代和歷史的考驗。于先生開創這一課題貢獻有三：

一、 從歷代草書作品中精選集字，標明出處，成《標準草書》“草圣千文”，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了型。

二、 將歷代草書作品“偶加排比”建立代表符號，使習草者能掌握規律觸類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謂草書妙理”。

三、 總結歸納草書書理。1936年7月《標準草書》集字雙鉤百衲本編成，由漢文正楷書局出版，印500本，為第一次印本，有自敘以道其衷。1942年，先生又臨寫一通，刊印行世。此后，先生多次對百衲本進行過修訂，反復推敲，以求盡善。直到1961年在臺灣印行的第9次本，仍可見先生修訂之筆痕。

創立“標準草書”之初，于先生的草書由章草入今草，結字一本“標準”，用筆也未脫離草圣筆意，寫得“婉而通”，有流動自然的美。初立標準草書的十多年，雖然于先生偏重于確立標準草書的實用地位，身體力行地推廣此種“利器”，然而于先生畢竟是位個性特點極強的一代大家，此時期他的草書仍有北朝碑志書法的雄豪勁健的精神。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于先生老年變法，其草書作品在形體上仍守標準，然而在用筆、結字、章法上則不斷追求形式美的再創造，使之更完美、更抒情、更個性化。于先生草書的藝術特點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解讀：

一、 雄渾、沖淡的神韻

1952年8月于先生在《標準草書》自序修改稿中說：“國人對于草書之觀點：贊之者，或許其通神，或贊其入道，或形容其風雨馳驟之狀，或咨嗟其喜怒惰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組織，則多所忽略。”由這段話看，于先生似乎不經意于草書的“神”“惰性之寄”。然而“字為心畫”，于右任先生的草書毫無例外的也是寄情之作。孫過庭《書譜》有云：“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一個成熟書家的作品，其點線波變、間架結構、章法布局無不滲透著書家感情的因素。

《詩品》云：“積健為雄”，“返虛為渾”。《詩品臆說》云：“沖，和也。淡，淡宕也。”于先生草書正是“雄渾具全體，沖淡有余情”的佳作。于先生是胸襟博大、激情奔放的詩人，是博雅通識、學貫中西的學者。他的精神、氣度、修養、情操，無不寓于書法之中，溢于書法之外。他的書法豪放、勁健、清奇、曠達，既有生獷質直的美，又有蘊藉瀟灑的美。他的經歷、學識、修養、懷抱、氣質都化作了書法的神韻。

二、 中鋒“活筆”的妙趣

于先生80壽辰時，他的老友許世英先生祝壽詩有“白發長髯望若仙，驚人翰墨龍蛇走”之句，稱贊先生之美儀與書法。我們觀賞于先生的草書總感到精神貫注，流暢自然，勁健豪放，沉著痛快，有力度、有節奏、有韻律、有點線運動的旋律美。仔細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以“中鋒入紙”，“萬毫齊力”中又能著意于點線波變。

書圣王羲之《喪亂帖》、孫過庭《書譜》等都不乏側鋒取險之例，而于先生草書卻少見側鋒。中鋒用筆，要表現出用筆的節奏感、韻律感，于先生采用了輕重不同的提、按、導、送，產生了筆畫的強弱粗細變化；用三折筆法、收筆蓄勢表現筆勢的跌宕、疾澀、力感、動感。于先生早年主張“作草書首貴流暢”，而晚年草書卻能于流暢中求波磔變化，在中鋒用筆上走出自己獨特的路子，由理得法，由法悟理，寫得筆筆皆活，實在難能可貴。應該留意的是，于先生的草書始終嚴于“字理之組織”。如果不明此理，在行筆時死守“折乃圓”“圓乃勁”的理法，轉筆時無節制地“折”，轉換筆鋒行進角度，像畫多角的幾何形體一樣，就會失卻“沉著痛快”的大理，破壞字理之組織，墜入魔道。

三、 簡凈險絕的體勢

標準草書，以單字論，要選用歷代草書中筆道最簡的字，“易識”“易寫”，并能表達可追溯本源的“準確”之意，已屬不易；再求“美麗”就更難了。于先生在草書結體美化上是煞費苦心的。

章草、今草，一字萬同。標準草書以今草為主，兼采章草、狂草，更是一字萬同。他要在“字理”范圍之內追求結體美，避像“布棋”“布算子”之病，的確十分不易。近世海內外有以純粹的點線波變為所謂“書法”者，其作品有的不寫漢字，有的把漢字寫得大失“字理”，無從辨認。對此，我們可以統稱之為“寄情之點線”，或“律動之點線”。像純音樂一樣，但不能與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書法視為一科。如果認為用純凈的線、純粹的色彩（黑、白）去表達某種意識就是華夏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特征，并由此推出中國漢字書法也可以不受漢字形體組織之約束，那就大錯特錯了。于先生正是在“字理”不失的原則下去追求草書結體美的途徑與規律的。

他大量采取筆斷意連的方法使每一個字筆畫簡易而能首尾相應、渾然一體，血脈流注于點畫之間，神奇凝乎中宮之內，或外滿，或拱心，毫無支離分散之態。

為了草書結體美，他分析前代草書，找出了不美的原因，提出了美的法則，要求“忌交”“忌觸”“忌眼多”“忌平行”。“四忌”體現了于先生在結法上追求“簡凈”“險奇”的審美意識。相交太多，筆畫觸犯，圈眼太多，會使一個字的主筆線淹沒在一堆廢線之中。草書以凝練的點線組成抽象符號表達字義，它的欣賞價值始終與實用功能（表意功能）相互依存。因之，書法美不能離開漢字形、義的基礎。倘不見主線，無從辨認，沒有了實用功能，也就不成其為中國漢字書法，更不是美的草書。“線的平行”“部的平行”，均衡對稱，固然能產生肅穆之感，但刻板呆滯也能引起人們視覺上的疲勞而令人生厭。所以，孫過庭《書譜》提出了“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的至理名言。書家們追求“欹斜反正”“不穩”“險”“奇”就是為了打破機械的對稱。“四忌”是于先生對草書美的規律的科學總結，也是對傳統書法美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于先生的草書作品體現了他的美學理想，特別突出的就是體勢多變。一字重出時，他能寫得各具特色，絕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實在需要兩至三個圈眼，在于先生筆下，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方形，有的呈圓形，有的呈不規則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實，各不相同，各有面目。書史上人們盛贊王羲之《蘭亭序》中20個“之”字寫法有變化美，王羲之主要是在體勢的變化上做出了創造性的突破。于先生也能在一字重出時在體勢上求異樣，使“一字萬同”的標準草書更能具有藝術魅力。

四、 豪放瀟灑的意象

中國漢字書法起于點畫，基于結字，成于章法，關于氣韻。無論供實用、供欣賞，最終總是以完整的章法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古人于此，無不著意。隋僧智果有“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復”之要言，褚遂良書法得“字里金生，行間玉潤”之贊譽。于先生對此更十分留心。一幅之中，字的大小配合，筆道粗細變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選擇，都與整幅字的氣韻表現有密切聯系。于先生書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他的草書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獨立不相聯屬的表面特征，但卻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他的草書作品首行首字多寫得筆道粗重、字形較大，就好像音樂中的強音主調一樣，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點線輕重及結體大小變化，在漸變中形成跌宕起伏的節奏韻律，形成了雄渾、豪壯、沖淡、瀟灑的意象，給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聯想。欣賞他的書法，就像吟誦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蘇東坡的《赤壁懷古》，也像聆聽“十面埋伏”，自有一種豪氣。

我國草書，源遠流長。歷朝歷代，精研草書者甚眾，其著述亦稱浩繁。自于右任先生立《標準草書》，“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帳”，使千古無定之草書定型，使后世能于平易中得草書妙理，為“一字萬同”之“標準草書”創立一整套形式美的法則，并以自己的書作樹立起草書美的典范，使“標準草書”亦能“達其性情，形其哀樂”，“取會風騷之意”，“本乎天地之心”進入寫意、抒情的高度藝術境界。日本朋友對先生有“曠代草圣”之譽，正合其人其書。

歲月易逝，藝業不朽。于先生以他的書學理論、書法藝術實踐、書法美學思想為中華民族千載書史所寫下的篇章將永放其燦爛的光輝。

（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名譽館長，西安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