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遲至10月12日才接到湖廣總督瑞澂的電報，并于當日發布諭旨，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南下鎮壓。考慮到武漢三鎮毗鄰長江，又加派薩鎮冰的海軍和程允和的長江水師開赴武昌，由蔭昌統一指揮。第二天，蔭昌所帶兵隊從北京出發。與此同時，清廷下令掌管全國財政的度支部負責籌餉。

武昌起義之時，清廷財政狀況究竟如何？陸軍大臣蔭昌的一份手諭透露了秘密。出發前，蔭昌先去拜會度支大臣載澤。很明顯，商談的結果讓蔭昌十分失望。10月17日，蔭昌給下屬寫了一份手諭，說現在國庫的存銀只有數百萬兩，但他估計，要想平定武昌兵變，至少需銀上千萬兩。對比雍正、乾隆時期國庫四五千萬兩的存銀，此時的大清國可以說是夠窮的了。

近來有一種說法，宣統時期，清朝的經濟實力當時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確實，清廷的財政收入不少。根據《清史稿·食貨志》的記載，宣統二年，度支部公布宣統三年的財政預算，全年收入預計為約銀2.97億兩。但支出浩繁，導致財政缺口相當大，宣統三年的財政赤字預算是4400多萬兩，宣統四年也達到4300多萬兩。財政緊張，導致像東三省地區，官員只發九成工資，而占官員收入大頭的養廉銀，則只能按六成發放。武昌起義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為理由，紛紛向清廷要錢，但“庫款奇絀”的度支部一律答復為“萬難籌撥”。

蔭昌拜會載澤時，后者當時就告訴蔭昌，度支部正準備向外國銀行借款作為軍費。同時，面對辛亥革命后各地紛紛要錢防備起義的嚴峻現實，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錢借到。當然，錢不是那么好借的，此后重新出山的袁世凱就想到了出售宮內瓷器換錢的主意。

欲借洋款四處碰壁

清廷最初計劃先借銀五百萬兩。按照清廷的設想，借洋款應該不是難事，因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國銀行剛剛與清廷簽了協議，同意出借六百萬鎊。而且，這次借款，還是外國銀行主動或者說逼迫清政府借的。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1909年6月，張之洞代表清廷，與英、德、法三國簽訂借款合同。當時的合同規定，三國平攤，借給清政府550萬鎊，用以修筑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550萬鎊是什么概念呢？當時英鎊和白銀的匯率比大約為1比8，也就是說，此筆貸款折合成白銀不低于4400萬兩。此合同草簽之后，由于鐵路建設在當時是高回報項目，美國政府不肯放過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議并要求加入借款陣營。如此一來，三國借款變成了四國借款，借款額度也增加到600萬鎊，折合白銀4800萬兩。

經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區區500萬兩借款應當是手到擒來的。但向外國銀行借款的設想最終落空。因為武昌起義之后，經美國動議，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國曾有保持中立之說，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軍。究其原因，當時想向外國銀行借款的，不僅是清政府，還有南方的革命黨。后來代表袁世凱南下與革命黨談判的唐紹儀就報告：革命黨準備以蘇滬鐵路作為抵押，向美國借款七百萬元；又想以浙江鹽稅作抵押借款八百萬元；此外還有以招商局輪船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銀一千萬兩等設想。

但這些動議都遭到美國政府的反對，其他各國也向清廷關上了借款的大門。根據當時大清駐英公使劉麟的轉述，英國政府規定，無論是清廷還是革命軍，要向英國銀行借款，須同時得到清廷、革命軍雙方同意。英國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英國在華人員和財產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測。但清廷和革命軍此時正處于交戰狀態，豈能同意對方借款？

為了能借到錢，清廷當時甚至想到了所羅門這樣的小國，但最終也沒成功。12月29日，駐美國使館代辦容揆報告清外務部，他與前駐美大臣親自出馬，多次和所羅門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羅門雖愿意借，但害怕美國指責，不敢借款給清政府。外求不成，只好內顧。財政山窮水盡的清政府，開始另想他轍。變賣瓷器以充軍費，就是其中一條。

以往的史書，大多只記載袁世凱請求變賣大內瓷器一事，但是否變賣等后續進展，則語焉不詳，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給袁世凱扣上了盜賣大內瓷器的帽子。歷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相關檔案，解開了這一謎團。

袁世凱提出變賣瓷器

在清廷想起用袁世凱鎮壓武昌義軍時，袁世凱提出八項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籌措三四百萬兩軍費。可惜清廷財務緊張，隆裕太后先撥內帑銀20萬兩交袁世凱賑濟湖北災民，又撥內帑銀100萬兩給袁世凱作為軍費。但面對各省紛紛伸出的要錢的“手”，支撐財政數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無能為力。宣統三年，清宮檔案中關于頒發內帑銀的最后一項記載，是隆裕太后用內帑銀給所有禁衛軍、左右翼巡警、武衛左軍各項兵丁著每名賞銀一兩，總數估計也就幾千兩。從上百萬兩的大手筆到幾千兩，看來，慈禧積攢下來的宮中私房錢，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內帑銀又告罄。如此一來，清廷財政“庫空如洗、軍餉無著”的局面越發嚴重。這樣的狀況，直到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之后，也無改善。無奈之下，袁世凱、紹英（時為署度支大臣，相當于代理財政部長）奏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內就是今天的沈陽故宮，從1625年努爾哈赤決定遷都沈陽開始，直到1644年順治入關遷都北京，將近20年的時間，一直作為大金和大清的都城。熱河行宮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莊，自康熙朝起就成為清代皇帝避暑和處理政務的場所。究竟是誰向袁世凱等作的如此建議，目前已不可考。為何選中這兩地呢？首先是它們不如紫禁城那樣引人矚目，另一方面這兩地“舊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屬稀世奇珍、全球罕見”。

大內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遺留，在以祖宗家法為重的封建時代，按理說自應妥善保管。但變賣大內藏品，甚至是變賣瓷器，在清朝歷史上，袁世凱并非第一人。嘉慶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經嘉慶同意后，內務府廣儲司就曾發出公告，招商變賣大內圓琢瓷器十五萬件、頭號高麗紙二十萬張。公告中就說，有意競標者，先將價銀交到廣儲司銀庫，然后再到倉庫領取物件。咸豐三年（1853年）五六月間，為了籌集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咸豐帝還下令將宮中三口金鐘熔化，制成金條、銀條后變賣。根據負責此事的恭親王奕訢事后的報告，整個熔鑄工作統共實得金3萬多兩。

盛京藏品估值三千萬

按照袁世凱的設想，要先通知東三省總督、熱河都統并派妥員前往盛京和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清點大內瓷器，再運至京城變賣。他接見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經批準變賣盛京大內瓷器的計劃，并表示由于他本人遠在北京、不易辦理，希望趙爾巽在沈陽大力襄助。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趙爾巽全宗案卷》，趙爾巽在京城的代表將此消息發電報告知趙爾巽的時間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點二十五分”。由此可知，當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準此項變賣，早朝結束，袁世凱就見了趙爾巽在京城的代表。袁世凱當時變賣大內瓷器心情之迫切，可見一斑。

1912年1月5日，趙爾巽就此事第一次電奏內閣，提出將瓷器運送到京困難不少，希望在沈陽進行登記和變賣等工作。在電報中，趙爾巽還說，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變賣了，也籌不到多少錢，進而提出將其他寶物也變賣的建議，“別項寶物亦祈奏準變價，或大款方能有濟”。從電報中可知，趙爾巽此時已經派人開始查驗盛京大內藏品，而且查驗的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袁世凱在奏折中所說的大件瓷器，還包括其他藏品。而電報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表明，此時袁世凱已指定人員（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負責盛京大內瓷器的變賣工作。

大內瓷器不多，這可能讓袁世凱深感失望。但接下來的一封電報估計會讓袁世凱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趙爾巽積極進行變賣準備，已經開始清點和估值。1912年1月9日，趙爾巽進一步報告了盛京大內所存寶物的數量和價值，數量超過萬件，價值三千萬左右。由于東三省是滿清龍興之地，盛京大內自然藏有眾多見證清朝創業以來之什器御物；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全國罕見、不易尋得的書籍等。尤為貴重的，還有如愛新覺羅氏佩劍，乾隆皇上所遺之石硯等。根據趙爾巽的估算，價值應在三千萬左右。為了變賣方便，趙爾巽還讓人編寫了一部藏品目錄。在這份電報中，他還賣關子說“寶物一部，今尚秘不發表”。

這封電報譯出時間為“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從信末尾“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可推知，變賣大內瓷器一事由當時負責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牽頭。這與趙爾巽發給清廷相關電報中提到的“朱司使”剛好吻合。同時我們也能明白，為什么出面有意購買此批藏品的多是外國人。

孫中山阻止變賣瓷器

獲悉清廷要變賣大內藏品后，外國商人十分感興趣。第一個表示出購買意向的，是法國商人李那兒。在法國駐沈陽總領事貝鐸的陪同下，李那兒親自到沈陽故宮參觀查驗，并請貝鐸從中說項。李那兒不愧是精明的商家，雖然時間倉促，未能仔細驗看，但他還是統計出沈陽故宮所藏各種瓷器約有十萬零三千件。根據貝鐸給趙爾巽的信函，李那兒表示愿出價40萬兩，將此批瓷器盡數購買。同時提出，如果雙方同意成交，等瓷器運到天津交割完畢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來的法國商人魏武達的準備工作明顯不如李那兒，他沒能統計出沈陽故宮所藏瓷器的數量，只好轉而請趙爾巽將瓷器逐件開列詳單以便開價。不過，魏武達同樣表示要將這批瓷器全部購買。

前文已述及，趙爾巽對這批瓷器等大內藏品的估價是三千萬，而法國商人只肯給40萬兩。這種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徑，讓趙爾巽無法接受，于是他復電拒絕，“惟李君所開瓷器價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于魏武達想要藏品清單的要求，趙爾巽則予以滿足，給貝鐸送去了沈陽故宮所藏瓷器清單——也就是他此前在給清廷的電報中賣關子“今尚秘不發表”的寶物。

1912年2月12日，清帝頒布退位詔書，“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成為這個國家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令人意外的是，剛剛擔任臨時總統第四天，日理萬機的袁世凱即追問沈陽故宮這批藏品的下落。他給趙爾巽發去緊急電報，要求趙爾巽迅速查明變賣藏品一事并立即回復。而這一天是臘月二十九日，第二天就是中國的春節，袁世凱為何要在此時追問沈陽故宮藏品的情況？

袁世凱之所以如此著急，是因為孫中山過問此事。《孫中山全集》顯示，孫中山在2月15日給剛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發電稱：“聞奉天行宮所藏器物，由私人訂賣與外國，價值甚巨。按此種器物，實為民國公產，并非皇族私有，應行禁止私賣。特此奉告，請嚴飭禁阻。”袁世凱回復孫中山稱已電令奉天方面查禁的同時，趕緊發電報給趙爾巽。接到袁世凱的電報，趙爾巽也不敢怠慢，回復稱如此重大的事情，誰敢自作主張就賣給外國人？得到趙爾巽并無此事的答復后，袁世凱在除夕夜回電表示，既然沒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孫中山的過問、袁世凱的追查意味著叫停了關于大內瓷器的買賣。不曉內情的美國人，還繼續打著購買的念頭。1912年4月19日，美國駐奉天（即現沈陽）總領事給趙爾巽寫信，說美國駐日大使歐布賁獲悉盛京大內的皇宮寶器要變價出售的消息，如今歐布賁奉命要從日本調駐意大利，離任之際，他也想買這批瓷器。和法國商人盡數購買的大手筆相比，歐布賁的胃口要小許多，他只希望趙爾巽能幫忙留意，揀出兩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凱已經不準售賣這批瓷器成了趙爾巽拒絕美國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確告知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變賣寶器的計劃現在已經作罷。

承德避暑山莊是否也進行了類似的清點工作，目前沒有查到相關檔案。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這批《趙爾巽全宗案卷》至少說明一點：簡單而武斷地將袁世凱定為大內瓷器盜賣者，并不準確。1913年，這兩個地方3150箱的23萬多件都被運到北京。北洋政府因此特意在故宮西華門內咸安宮舊址上修建了三棟二層小樓作為存放庫房，此樓因此得名“寶蘊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