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手。

在每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她都期待著能提取到古人留給我們的絹羅錦紗；在紡織考古實驗基地，她復原的絲織品從東周到清代，時間跨度長達2000年；她說，中國是一個擁有“錦繡”歷史的文明古國，她期待能為中國織就一個“錦繡”前程……

清明之后的北京草長鶯飛姹紫嫣紅，正是一年好景。4月6日，是王亞蓉老師的75歲生日。那一天她的多名弟子和親朋好友在微信微博中祝她心想事成歲月靜好。

就在前幾日，4月2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八樓，大家剛剛為王亞蓉和她的弟子舉行了拜師儀式。穿著自己設計的翠綠色絲絨旗袍，端坐在會議室的中間，她笑意盈盈地看著自己指導過的23名學生依次走來，行過恭恭敬敬的弟子禮，再接過自己精心準備的刺繡禮品，花團錦簇地將自己圍繞……

1974年，她成為沈從文的學生時，和王（予予）一起協助先生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當時的“三人行”中最年輕的一位；1982年，當她第一次觸摸到2300年前戰國晚期的馬山楚墓的完整衣服時，動了還原復織古代絲織文物的念頭，如今沈從文先生已經走了快30年，王（予予）先生離開也20年了，而她的學生們比當年的她還年輕……

考古可見的“錦繡”歷史

“中國是世界上種桑養蠶最早的國家。桑樹的培育已有7000多年的歷史。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現桑、蠶、絲、帛等字形，我們也習慣用絲織品的經線與緯線來比喻天地之經緯，用化干戈為玉帛來祈盼和平，《詩經》中與桑麻紡織相關的內容太多太多了，很難想象沒有紡織，我們的文化會缺失多少的內容。”王亞蓉坦言，在認識沈從文先生之前，她也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是沈先生引領她進入了一個經緯錯綜霓裳羽衣的殿堂。

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發現了半個蠶繭，這半個經鑒定可能是仰韶文化晚期的蠶繭將中國養蠶的歷史推到了6000年前。在此之后，關于絲綢在中國的起源有了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比如1958年在吳興錢三漾遺址出土了一批距今4200多年的家蠶絲線、絲帶和絹片，這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最早的實證。又如1972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品第一次讓世界見識了2000多年前中國絲織的輝煌。而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楚墓更是打開了一座戰國時期的“絲綢寶庫”。王亞蓉有幸第一時間觸摸到這批2300年前、戰國晚期的絲織物。

那是當時中國時間最早、保存最好、技藝最為精湛的絲織文物。作為中國考古界著名的紡織品文物保護專家，王（予予）當時選擇了在午夜時分開始文物的起取，主要擔心絲織品在陽光下受損。當棺罩在考古人員細心呵護下完整地取出后，王（予予）將棺蓋一頭慢慢掀起，看到了滿棺的絲織品，他吩咐大家立刻將棺蓋蓋上，建議帶回博物館去提取文物。“現在想來，他的考慮是周全的，一是清理提取這么多絲織品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二是在野外開棺，紫外線和風沙會嚴重傷害絲織品文物。”

因為這座墓的紡織品需要若干張長3米、寬2.5米的工作臺，王（予予）和王亞蓉等考古人員只能以地為工作臺，天天跪在地上工作。幾十天時間爬來爬去，膝蓋都起了繭，以后每到冬天膝關節就會疼。正是在這座戰國楚墓，王亞蓉老師觸摸到35件迄今所見世界上時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絲織物，第一次搞清了絹、羅、錦、紗、綺、綈、組、絳等八大類絲織物的細微差別，沈從文先生激動地稱之為戰國時期的“絲綢寶庫”，更讓世界見識了楚文化的登峰造極。

“絲織品是所有文物里最嬌嫩最不好處理的，對環境的依賴與要求非常高，能夠保存下來的或者處于飽水狀態或者處于新疆尼雅、阿斯塔那樣極度干燥的狀態，你忽然改變環境或者提取不當，就會造成令人心痛的損毀。”王亞蓉親眼見過完整的絲織物由于提取不當而經緯斷裂難以修復的瞬間，因而對于文物的提取幾乎總是用最物理的、最少干擾的方法來完成。

1995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古墓群的精絕王雙人合葬墓，齊頭并臥的男女兩人均已成干尸，身上覆蓋著“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的單層錦被，男女主人被30多件絲織衣物層層包裹，不同花色的錦衣就有10多件。這些絲織物的提取同樣費時費力，“木棺的空間有限，所有的絲織物都堆在一起，那件著名的錦被上全是細沙，還有密密麻麻的褐色的蛆殼。兩具干尸上挨著木棺邊框的衣物更脆弱，而兩人的底部衣物則和棺的底部厚厚地板結在一起。我們決定將兩人分開，分別處理。先將套在上面的衣服慢慢打開，褪到身體兩邊，然后重新填充海綿、固定木棺兩邊的框架，重新把棺蓋蓋上，把棺底迅速翻轉上來，再處理干尸底部的衣物。這個翻轉的過程不能出任何的問題，因為衣物已經非常脆弱了。為此大家試驗了很多次，直到覺得萬無一失……”今天我們在博物館欣賞那些尼雅遺址出土的東漢織錦上美麗的花草紋、繁復的翼馬對羊圖案時，可曾想到過當年王亞蓉老師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2007年江西靖安東周墓葬現場的絲織物提取堪稱近年來最艱難、也最為考驗她和她的弟子們的一次。

這個墓的特點是一個墓坑有47具棺木，棺木排列得很密，主棺之外的其他木棺里除了紡織工具外并無其它隨葬品，經人類學家對其出土的人骨進行鑒別，均為女性，且年齡從15到25歲不等。打開主棺后，墓主的整個尸身都浸在積水里面，紡織物已經和尸骨、泥沙完全攪混在一起，成為濕軟的泥狀。為了能順利提取絲織物，王亞蓉和工作人員將墓旁邊的糧庫改造成了一個臨時的實驗室。當時的尸身用竹席包裹著，王亞蓉老師帶領大家用泡沫做了一個直徑為30厘米的滾筒，將竹席一點點卷曲，絲織品和竹席必須要不停保濕，以免脫離原有環境后干裂。“當時我們在水池里放了海綿，用海綿隔著讓水滲入，然后大家就用手輕輕拍動水面激蕩泥沙，換了幾十次水，織物的顏色和經緯才慢慢呈現。”結果是令人狂喜的。在清理六號棺時，王亞蓉發現了黑紅似漆器般的精美幾何紋錦，這是該批出土文物中最完美的一件，經線密度竟然達到了每厘米240根，也就是說在我們肉眼看來已經非常細的絲其實又是由更多的絲編織而成，一毫米會有24根，足見當時紡織品織造的水平之高。

在每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她都期待著能提取到古人留給我們的絹羅錦紗，中國的“錦繡”歷史不僅記載于書籍文獻中，也真實地編織在地下的出土文物中……

今人復織古時衣

走上紡織品的復原和復織，在王亞蓉看來，是必然的選擇。最初萌生復原這些文物的念頭還是因為馬山楚墓。王亞蓉發現內棺出土的很多件衣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腋下都嵌著一個方片。中國歷朝歷代服裝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縫合，很整齊，這樣的方片結構肯定有某種穿著功用。單純畫圖，解決不了這個結構功用的問題。而且這些衣服出土時質地已經很脆硬，根本不能穿著，有些衣服的后背部已消失了，剛出土的時候顏色還很鮮亮，出土后就逐漸變得灰暗了，非常不適宜對外展覽。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忘記這些衣服的原貌。“如何能讓大眾更直觀地欣賞到千年前那些無與倫比的美，實驗研究出土紡織品的復原與復織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經過對海量漢代絲織品文物標本甄別，現在已經能系統地區分出紗、縑、羅、綺等種類，以及織法、染法、繡法等，但要復織一匹古絲織物，光有這些數據采集和考察還不夠，王亞蓉要做的，就是根據這些數據，從為絲線染色開始，一次次染色、改裝打造經織機進行織造，直到真正把古絲織物復織完成。

從1985年開始，在沈從文和王（予予）的支持下，王亞蓉組織人員對馬山楚墓的系列文物進行工藝復原和文物復織，磕磕絆絆歷經5年，才解決了對工藝結構的困惑。正是在復原的過程中王亞蓉弄明白了這個方片就是文獻上稱之為“小腰”的東西。這樣的衣服上身后，腰部會自然收斂，胸部前聳，結帶束腰，“下裳”部分即作筒裙狀變化，“上衣”即呈現自然立體。后來英國學者威爾蒂看到后，評價說這是中國人在2000多年前用平面剪裁做出的立體剪裁的效果。

直到1990年，第一批的復原復制工作才完成。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江陵舉辦了第一次國際服飾研討會，王亞蓉展示了自己復原復織的馬山N10彩繡鳳鳥紋綿衣。這件衣服淡黃絹地，繡線有深藍、翠藍、絳紅、朱紅、土黃、月黃、米色。正面鳥像，張兩翼為舞步，頭上華冠如傘蓋，兩旁垂流蘇，翅膀上曲復作鳥頭形狀，其一更生出花枝向上蔓卷，至頂再反轉倒掛出三花穗，畫面柔媚溫潤中散發出楚文化特有的奇異詭譎之氣。整件衣服平鋪在一塊展板上放在地上，技巧與工藝設計都高度成熟，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為了能看得清楚，圍著衣服跪了一圈。

建立一個“中國古代服飾博物館”，這個構想最初也是由沈從文先生提出來的。1979年，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幾經波折終于整理完成出版。全書計有圖像700幅，并且分為圖和插圖，共25萬字，內容涉及自舊石器時代至清朝幾千年間古代服飾問題的抉微鉤沉，內容博大精深，精妙深邃，和他許多著名的小說一樣，傳遞出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根據這一本大書，完全可以建起一座中國古代服飾博物館。1986年起，王亞蓉把馬山刺繡文物的復織成果陸續拿給沈從文先生看，“他非常激動地說，如果能夠這樣一件件積累起來，放在一個屋子里，就是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

“進入21世紀，持續不斷的考古工作又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中國歷朝歷代的服飾文物，幾乎可以串起一部豐富紡織的歷史，如果能用古人的方法和材料再進行一些復織，完全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人見識中國服飾所走過的歷史。”

2008年建立的紡織考古實驗室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后樓里，幾間屋子并不大，卻同時進行著從東周到清代的絲織品的修復。每年來這里參觀學習和拜師學藝的人絡繹不絕。

2016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蘇州成立了紡織科研考古基地，致力于挖掘傳承傳統絲綢工藝和研發古絲綢失傳的技藝。這似乎讓她和沈先生的夢想向前推進了一步。

王亞蓉老師每次參加活動都會盡量穿著自己設計的中式服裝，她的女弟子們在生活中工作中也習慣了與優雅的旗袍為伴。“功崇惟志，業廣惟勤”，75歲的王亞蓉希望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早日把沈從文先生心心念念的中國歷代服飾博物館建立起來，也讓沈先生所倡導的“中國人穿中國衣”的理念被更多的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