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等將獲區域發展新機遇

我國區域發展戰略開始向縱深推進。根據不久前公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報告》，國家發改委今年將加快編制粵港澳大灣區、海峽西岸、關中平原、呼包鄂榆等多個城市群發展規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度提到了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區發展規劃。據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介紹，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擁有約1億人口，面積5.6萬多平方公里，GDP規模約1.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萬億元)，年航空客運流量1.1億人次，這些指標毫不遜色于舊金山、紐約、東京等成熟的大灣區城市群。

專家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別于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其他國家層面的區域發展概念，其特點不僅在于其面向海洋、承載更多對外開放功能，更重要的意義是跨制度合作。

郭萬達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的區域治理規劃，意義非凡。就實際而言，城市群建設有助于香港解決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性難題，在高增值、低就業的金融業與高就業、低增值的商貿服務業之間，填補缺失已久的產業鏈空白；也有助于澳門更好實現適度多元發展，加快擺脫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

有業內人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可借鑒兩地在金融方面的互聯互通機制，例如中證監、港證監以及港、滬、深三地交易所先后推出的“滬港通”、“深港通”，以安全可控、行之有效作為首要目標。

粵港澳三地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時，中央需設立國家層面的統籌機制，全面協調該區的長遠發展與合作，突破當中難題，可重點在貿易、資金和基礎設施方面率先做到互聯互通，并同時推進到社會、民生領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表示，創新科技、跨境金融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重要內容。首先，粵港澳大灣區涵蓋 高新產業和制造業優勢突出的深圳、高等教育資源和高端專業人才充足的香港，并有區域內其他城市產業集群的關聯性支持，具備打造國家創新驅動基地的條件。其 次，廣東享有自貿區政策優勢，港澳分別是國際金融中心和中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可在跨境金融貿易領域加快探索步伐，為國家對外開放提供更多更新方 向。此外，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大型基建工程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形成“1小時生活圈”，顯著提高城市群一體化水平，從而促生要素自由流動的 開放市場，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產業分工鏈條得以延伸。

城市群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也是拓展發展空間、釋放發展潛力的重要載體，還是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重要平臺。跨省級行政區城市群規劃，由國家發改委 會同有關部門負責編制，并報國務院批準后實施。除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外，根據國家發改委此前的通知，2017年擬啟動海峽西岸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呼 包鄂榆城市群等跨省域城市群規劃編制。

記者了解到，目前呼包鄂榆城市群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已經正式啟動。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所有城市群發展規劃都必須貫徹落實新型城鎮化道路的總體要求， 緊緊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從國家城鎮化戰略格局出發，遵循普遍規律，立足地區實際，把握各自特點，確定好總體定位和發展方向。此外，編制一個好的規劃對城 市群建設來說，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后續實施。探索建立城市群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本身也是城市群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表示，必須建立區域協調機構，建立跨城市的官方半官方行業協調組織，形成多種利益集團、多元力量參 與、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相結合、體現社會各階層意志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城市群橫向利益分享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公共財政制度與公共 財政儲備機制。

“未來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市空間戰略格局是不會改變的。”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曾表示，未來將通過城市群規劃，特別是通過加強城市群綜合交通網絡的建設，來引導、支撐城市群的合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