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京４月１日電題：主審法官詳解南京“寶馬案”

新華社記者朱國亮、吳新生

備受社會關注的南京“６·２０”寶馬車肇事案１日在南京市秦淮區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王季進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為何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精神鑒定對量刑有怎樣的影響？被告人王季進是何身份？民事賠償訴訟進展情況如何？記者獨家采訪了此案的主審法官肖海祥。

為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

主審法官：被告人王季進駕駛汽車，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造成兩人死亡，又鑒定有精神疾病，這看上去很像交通肇事罪。但在仔細分析案情后，可明確：被告人的高速駕駛行為已構成刑法意義上的“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王季進肇事路段是他經常路過的路段，這條路全程限速６０公里／小時。他對這一路段及限速規定應該比較清楚。然而，肇事當天其車速之快超出常人想象。經鑒定，在距離肇事地點倒數第二個路口時，探頭拍攝的視頻顯示，其車速已達１４４．５公里／小時。行駛約８００米后，到達肇事路口時，被告人王季進的車速又增至１９５．２公里／小時，超速２２５％。

不僅是超速，被告人王季進駕駛車輛也沒有按行車方向行駛，而是借左轉彎道直行；經過肇事路口時，無論是直行道，還是被告人所借助的左轉彎車道，都是紅燈，但他沒有做任何減速，直接通過。這是城市繁華路口，東面是繞城公路，南面是寧杭高速公路入口，往東邊去一點是一個住有上萬人的大型社區，車流量、人流量巨大，其危險程度已經足以對不特定人群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應為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實上，最終結果也造成了２人死亡、多輛車受損的嚴重后果。

從主觀上來看，交通肇事是一種過失行為，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卻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被告人王季進從歸案到公訴階段，對為何開這么快的車，沒有做任何供述，其動機至今不清楚，因此認定其行為存在直接故意缺少證據。但我們認為，被告人違反交規，高速駕駛，到路口也不減速讓行，存在放任故意，即間接故意，從這個層面來講也與交通肇事有別，應為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定交通肇事罪，定性不僅不準確，量刑也會低得多，將是對其犯罪行為的一種放縱。

為何要做兩次精神鑒定，鑒定結果對量刑有怎樣的影響？

主審法官：案件發生后，被告人聘請了律師作為辯護人。辯護人在案發初期會見被告人時，感覺與被告人語言交流存在困難，無法正常交流，似乎存在精神問題，于是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請求對被告人王季進的精神狀態進行鑒定。公安機關也了解到，事發之前王季進曾用其手機撥打１１０報警，妄稱有人要加害于他，說手機已被監聽。第一次鑒定，當時公安機關委托的是南京腦科醫院司法鑒定所。鑒定結果是被告人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認定其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

２０１６年４月，案件審理的過程中，一名被害人家屬對第一次鑒定結果存在異議，要求再次鑒定。根據相關法律，受害人家屬有這樣的權利。因此收到申請后，法院通過庭前會議的方式，征求了控方、被告人以及另一名被害人家屬的意見，決定啟動二次鑒定程序。這次鑒定委托北京的法大法庭科學技術鑒定研究所進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二次鑒定結果出來，再次認定被告人王季進在行為前、行為時患有精神病，肇事時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

關于刑事責任能力，按刑法規定分為三類，一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二是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三是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通俗來講，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即首先是有一定的識別能力和控制能力，但與正常人相比有所削弱，削弱的程度視個案而不同。對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量刑一般會從輕或減輕，但如果罪行非常嚴重，社會危害非常大，法律也可以考慮不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王季進系限制責任能力，但是結合其犯罪行為的危險程度造成的嚴重后果，之后又未能積極賠償，故合議庭認為對其不適合減輕處罰，只能依法適當從輕，故作出如上判決。

被告人身份、車輛來源以及案件的民事賠償訴訟進展如何？

主審法官：根據公安機關制作的現場勘驗筆錄及物證檢驗報告書，證實事發當天，從該寶馬轎車駕駛位車內拉手、方向盤上等八個位置提取血跡檢出的ＤＮＡ與王季進血樣的ＤＮＡ相同。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王季進出生于１９８０年，是江蘇省靖江市人，小學文化，系南京季進裝飾材料經營部業主，案發前與妻子共同從事水電裝飾材料經營。

王季進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６日首次申領機動車駕駛證，準駕車型為Ａ２。肇事時持有的駕駛證有效期為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６日。被告人王季進駕駛的寶馬牌肇事車輛是其于２０１５年年初以４０萬元的價格購得，主要供其個人實際使用。

主審法官介紹，案件發生后，被害人家屬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因車輛有投保，且保額較高，案件的定性對民事賠償可能會有影響。因此，這個案件的民事賠償訴訟目前處于中止狀態，以等待刑案處理結果。據了解，截至目前，被告人僅賠償兩名被害人家屬各５萬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