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取完卵我都虛脫了，手術臺都下不來。”2017年3月2日，小雨接受了她人生中第一次人工取卵手術。手術的地點，不是在醫院的手術室，而是在一處公寓樓里，一間私下改造的“手術室”。小雨也不是求子不得的患者，而是一個“缺錢”的女大學生，在地下市場出售卵子賺錢。（3月29日中國新聞網）

對于久婚不孕的家庭來說，只要夫妻自愿，經濟條件允許，運用輔助生殖技術“喜得貴子”，本無可厚非。然而，買賣卵子等亂象叢生，甚至已形成地下“產業”，顯然違背了輔助生殖技術發明和運用的初衷。特別是，連一些女大學生，也加入了賣卵行列，成為地下賣卵機構及買家追逐的對象，既是對監管缺位的一種諷刺，更是對當今社會和公眾的一種誤導。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北京、廣州等地，均有專門的“賣卵”公司；這些公司同當地一些醫院“合作”，主要做試管嬰兒，包生男孩。比如，用技術投放15個胚胎，50天后即可知道是男是女。然而，針對試管嬰兒中的多胞胎問題，衛生主管部門專門出臺了操作規范，明確要求，有試管嬰兒需求的產婦，35歲以下的，第一次胚胎移植的，只允許移植2個；35歲以上或者不是第一次移植的，最多不能超過3個。顯然，“用技術投放15個胚胎”，違反了上述規定；至于“包生男孩”，更是違反了我國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

特別是，早在2006年，原衛生部印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校驗實施細則》，其中明確規定，贈卵者僅限于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治療周期中取卵的婦女。嚴禁任何形式的商業化贈卵和供卵行為。然而，這些部門法規，顯得既龐雜又針對性不強；加之有關部門放著現有的法規不用，而是去坐等國家頒布頒布專門的法律，即使“買賣卵子”網站堂而皇之在網上做廣告，也很少有部門去管理。

可見，女大學生賣卵，擊中監管軟肋。換言之，立法滯后和監管缺位，催生“買賣卵子”怪胎，這顯然值得有關部門反思。我們既要禁止買賣卵子、精子及代孕行為，又要考慮到生育障礙患者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心愿，從法律監管程序上予以分別對待。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固化在醫療倫理的范疇之內，嚴格技術的使用范圍、審批程序與執法規范。因此，對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既要加快立法規范，更要加強嚴格管理。